國語政策很愚蠢地製造出了「國語、方言」的二元對立架構，導致在社會上說國語與說方言存在「高雅」與「鄙俗」的價值觀對立，使許多說方言者因為自卑與歧視而放棄原有的語言，改說國語。因此，現在台灣本土語言如客語與原住民民諸語已經瀕臨滅絕；台灣在地母語滅絕的程度以客語最為嚴重，其次分別為原住民民諸語及台語。國民政府長期以來之包含「國語政策」在內等對於台灣本土文化的打壓，被認為是造成台灣在地母語流失的主要原因。40年後來看台灣的「國語政策」，其實有功有過。台商可以大江南北到中國做生意，比外國商人更方便有利，當年的「國語政策」教大家都會說「普通話」是很大的助力；不過，40年後的今天，台灣人還會以「本省人」、「外省人」來區分你我，政客們一到選舉，更會拿「本省人」、「外省人」來挑撥離間，當年的「國語政策」陰魂不散即是遠因，因為它傷害了族群的認同(identity)的情感。
文化身份的認同都是個體對自我的一種感覺
「identity」，地理學通常把它翻譯為「認同」， 如地方認(place identity)；而文學和心理學一般翻譯為「身份認同」；社會學認為「identity」是社會成員所在的位置和角色，社會成員因身份類別不同，被賦予不同的責任、義務和權利。由此「cultural identity」可譯為名詞化的「文化身份」和動詞化的「文化認同」。不過，無論是名詞還是動詞，文化身份的認同都是個體對自我的一種「感覺」，它通常向個體傳遞文字、語言、知識、信念、價值觀、 態度、傳統及生活方式等。因為「文化認同」的成因非常複雜，當一個人被認為有某種文化認同，甚至被強加「升格」說為「國家認同」時，有時連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
2001年，英國學者尼克•克蒂文森(Nick Stevenson)出版了極具影響力的著作《文化與公民身份》(Culture and Citizenship),從認同、文化政策、主體間性、心理、種族、移民等角度分析了文化公民身份，認為公民身份開始被延伸至不同的主體和不同的領域，呈現多元化和豐富化 發展的趨勢。所以，想了解一個人的「文化認同」，「種族認同」以至於「國家認同」，當然不是蘇貞昌說的，給了「健保」就要人叫爹認娘那麼簡單了。難不成捷克議長說「我是台灣人」，你真的會相信他要入籍台灣嗎？
文化族群的集體身份認常被政治所利用
從「文化身份認同」相關概念之間的關係可以看出，文化身份認同側重「主觀」身份感知， 其明顯區別於「客觀」身份認同。客觀身份認同指的是個體的出生條件、護照、信譽記錄、稅收記錄等官方記錄；而「文化身份認同」又與「社會身份認同」不同，前者包含歷時性視角，關注知識和價值觀的傳遞，後者則關注某一特定時刻，尤其是當下時刻的身份定位。此外，廣義的「文化身份認同」不只追求「國別」，還關注職業、年齡、 階層、地理位置、哲學觀、語言和生物社會因素等要素。這些要素會隨時間發生變化，還會喚起人的情緒與情感。它們與權力（power)和特權(privilege)相交織，同時受親密關係影響，並通過個體間的交流進行協商。概言之，不同構成要素與影響因素的組合建構起個體的文化身份認同，且它側重個體的獨特性，而文化族群的集體身份認同則通常被政治所利用。文化認同可以在小小的「一口灶」一家人當中形成廣大的差異，台灣一到選舉，家庭鬧革命往往只因「文化認同」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