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應該過一些時日再寫這本書，我曾經這麼想。
那麼，思路會更清晰，文字會更精練，架構會更縝密，甚至內容也可能會更豐富。
但是，到了那時，我此時此刻飽滿的心緒，或許也將在時間的沖刷下，磨去稜角，失去灼烈的色澤，隱遁在以理性為名的規矩方圓之中，再也無法現形。
更何況回憶如風，總是不知何時從何方吹來，一個畫面，一個眼神，甚至一道光影，就讓久遠到早已遺忘在時光裡的回憶，撲天蓋地而來。但是，讓人無力招架的回憶，又是如此抽象，如此破碎，一陣風過，就消失於無形，再也難以捕捉。
於是，就在某個起風的瞬間，我決定在情緒如排山倒海湧來的此刻，動筆寫下我的回憶，我的思念。
第一次見到登輝先生，是在一九九○年五月松山機場的迎賓軍禮上。
彼時的我，剛考上外交特考，是外交部新聞文化司負責新聞聯繫的小小薦任科員，因為多位外國元首蒞台參加登輝先生的總統就職典禮，我連著好幾天奔忙於外交部與松山機場的軍禮歡迎現場。就這樣，有幸見到以往只在新聞上見到的登輝先生。
在眾多隨扈簇擁中，身材高大的登輝先生臉上一貫的親切笑容。
「總統好高啊！」是我對登輝先生的第一印象。
任憑我想像力再豐富，再瘋狂，也絕對想像不到，僅僅六年之後，我會和他一起坐在觀禮台上，參加他就任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也是首次直接民選總統的就職典禮。
松山機場那一場場軍禮過後半年，我因著偶然的機緣，從外交部轉調總統府，又過三個月，在一九九一年春天，從總統府第一局改調總統辦公室，就此，展開了奇幻無比的人生經歷。
剛開始在總統辦公室工作的那段日子，其實是學習多於工作。例行的文書公務雖然煩雜，但一旦上手，也就熟能生巧。比較難的，反而是許多突發狀況的見機處理，和待人處事分寸的拿捏，大自臨時交辦的棘手任務，小到接一通電話，都是在錯誤中不斷累積經驗，從其他長官的行止進退中悄悄學習。
與登輝先生真正有比較密切的接觸，是從接下撰稿工作開始的。在此之前，和登輝先生單純是長官與部屬的關係，只需要承接指示，處理行政事務與交辦事項就可以。但在開始為他撰寫講稿之後，卻必須學習用登輝先生的高度與視野來看待世事萬物。自此，眼中的世界就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
登輝先生迥異於現代的大多數政治家，博學好聞，閱讀量龐大，涉獵範圍廣闊，跟著他做事，最大的挑戰，就是要跟上他思考的節奏。或許是成長於精神文明遠比物質文明來得豐富的戰後時代，登輝先生有著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罕見的深厚哲學基礎與人文素養。常有人說，登輝先生的政治語言深奧晦澀，但我想，要理解他的思想言行，很可能必須從他的哲學理念和思考邏輯著手吧。
只是，知易行難，為此，我也吃足了苦頭。
長時間的相處和近距離的觀察，固然有助於瞭解登輝先生的人格特質與言行邏輯，但更需要的，是用大量閱讀與深入的思考，來彌補自身知識學養與人生經驗的不足，盡可能貼近登輝先生的所思所想，以他的角度來思考許多以往從未思索過的問題。
不可諱言的，有些時候，面對實在沒有具體論據可以依循的情況，我也必須發揮向來引以為豪的想像力，建構場景，設想自己倘若站在他的立場，會有什麼樣的想法，應該有什麼樣的反應。說起來，也只有當時的年輕無畏，才可能這麼「膽大妄為」吧。幸好，在登輝先生和蘇主任的擔待與包容下，倒也從沒出什麼大紕漏。如今想來，還不免為自己捏一把冷汗。
這份工作帶給我的最大意義，並不在於那些年裡，寫了多少必定會載入歷史紀錄的重要文稿，而是讓我在猶未被世故蒙蔽雙眼的年紀，就有機會從雲端俯瞰世界，欣賞了許多人無緣得見的風景，見識了自我悲喜苦歡之外的遼闊天地，理解了所謂「歷史機遇」的諸多偶然與必然，因而在內心深處始終保有一方溫暖與天真，直到理當已經歷盡人世滄桑的今天。
當然，對我影響更深遠的，是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登輝先生和夫人至情至性的一面。除卸總統與第一夫人的光環，他們親切如涵養優雅的鄰家長輩，總是以最真誠自然的態度出現在我面前，讓我默默在心裡奉為榜樣。記得夫人常引用日本諺語說：「小孩都是看著父母親的背影長大的。」如今想來，在為人處世，甚至生活態度上，我又何嘗不是看著他們的背影，一路走到今天的呢？
儘管曾經在政府高層工作過很長的時間，但我從來不認為自己和政治圈有什麼關係。那段時光，我彷彿是個充滿好奇心的孩子，穿梭在玄機處處的政治花園，沒有戒心，也不被提防，因而能用澄亮的眼神，看見別人所沒有看見的美好。
在回憶翻騰的這些日子裡，我經常想起的，不是別人口中的那些驚濤駭浪，而是在我眼中如此溫馨靜好的曾經。有時甚至不是一個完整的場景，而只是一句話，一個微笑，或一個定格的畫面。那美好的曾經。
美好的曾經不再，但內心深處那暖熱的溫度，無論再過多少時日，都不會冷卻，我相信。
回憶如風，難以捉摸，但努力以文字記錄下這漫長告別裡的每一個微小卻美好的歲月痕跡，或許是我此時此刻唯一能做的。
為了登輝先生，也為了我們共同擁有的曾經。
新書發表會
時間; 10/6 (週二) 15:00
地點: 紀州庵文學森林(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107號)
＊作者李靜宜，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博士，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研究，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曾任職外交部與總統府，長期參與政策發展，為李故總統登輝先生總統任內的秘書與撰稿人，並曾協助撰寫出版《台灣的主張》、《九二一救災日記》等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漫長的告別─ 記登輝先生，以及其他》（東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