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中文大學1月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49%的香港市民同意或非常同意同性伴侶擁有結婚權，23%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另外六成人認為香港應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只有12%的人不同意，較2016年的35%更低，不同意的人為歷來最少。
一些同志組織及專家認為，這些民調數字反映香港市民對同志平權的議題支持度持續呈上升的趨勢，有足夠的民意就同婚或民事結合的事宜展開討論。香港同志議題的討論亦由以前針對道德層面的接受程度，轉移到具體權利應不應該在人權角度上受保障的討論。
香港近年有多宗同志平權案件，各個當事人就房屋、報稅等不同領域的福利及政策，逐一爭取平等待遇，被稱為「斬件式」平權。
2018年，英國女同志QT成功爭取香港需要向海外同性伴侶批出受養人簽證；2019年，香港公務員梁鎮罡則成功爭取海外同性伴侶可合併報稅，在公務員體系享有同等與異性戀相同的福利。兩宗案件均被視為香港同志運動的里程碑。今年稍早，一名在加拿大與同性伴侶結婚的男同志在香港不能夠以二人家庭名義申請公營房屋而提出司法覆核，獲高等法院裁定勝訴，政府已提出上訴。女同志MK直接上訴要求香港設立民事結合制度，去年年底被高等法院裁定敗訴，預料案件將上訴至終審法院。
專訪：或改寫香港同志歷史的公務員與機師
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助理教授孫耀東對BBC中文指出，按目前觀察，大部分同志平權案中，當事人如果在個別福利及政策上提出司法覆核，一般都能夠獲勝，因為法院方面會認為，看不出給予同性伴侶同等待遇會影響異性婚姻體制，但當案件涉及比較宏觀，觸及同性伴侶整體制度及定義的時候，勝算則較小，這兩宗新案件同樣是顯示這種趨勢。
根據岑子杰案法官所引用，由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發表的《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的研究報告，目前香港有百多項福利及措施對同志有差別對待。
孫教授說，「如果要逐項福利透過法庭來爭取，這樣做浪費時間和納稅人的錢，法官判詞都寫出來，那些福利及政策很有可能被人挑戰，亦很有可能被挑戰成功，好明顯，政府在採取一個比較被動的態度，拒絶在這個議題上進行較全面和有系統的檢討。」
在目前全球多個同婚合法化的地區，一些地方以「民事結合」取代「婚姻」一詞，避開了針對「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定義，給予性小眾大部分同等待遇，但在領養權等涉及傳統家庭組成方面的權利，部分地區仍然會差別對待同性戀者。
孫耀東指出， 香港眾多同志權益官司大多只牽涉海外同志伴侶，而他們可以挑戰的權利仍然有很多，例如商界中的伴侶福利政策、有沒有為另一半在危急關頭簽署生死狀的權利等等，平權之路仍然很漫長。
政治因素會否影響裁決？
敗訴的岑子杰表示，對上訴不抱太大期望，原因之一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是公開的保守基督徒身份，以及法庭在過去一、兩年社會變化中受到很大衝擊，他說近日在法庭上見到很多令人「摸不著頭緒」的判決，令他憂心的不是官司的成敗，而是法庭制度能否彰顯公義。
岑子杰身兼「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該組織在「反送中」議題上發起過多次大規模遊行。
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孫耀東指出，在國際間，同志議題很容易成為政權利用的政治工具，香港會否受到近期政治風波影響，仍然有待觀察。
他說，「（近期的政治風波）增加了同志案件的的一些不確定性，要看香港司法系統內整體法官的取態，當他們在政治上比較保守時，會否在其他議題上都比較保守……一些香港同志團體倡議，希望把平權案盡早帶上法庭，在法官更替還沒有發生之前處理這些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