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對於班寧頓（Chester Bennington）的洗版悼文，多出自與筆者同輩者，且分布於各行各業各領域，卻未必從事文化工作，而他們所連帶追悼的，並非一個時代，而是一段青春。
一周間，兩位對台灣文化多有影響的人物相繼離世，社群上紛紛跳出的追悼推文通知，卻展現出兩種不太一樣的樣貌。一位是創辦誠品書店的企業家吳清友先生，一位則是遠在加州一處莊園，據報自縊的聯合公園（Linkin Park）主唱切斯特・班寧頓（Chester Bennington）。
村上春樹系文青
一位外國人，如何影響在地聽眾的集體心靈？
有位於世紀之交混跡公館大學城的文壇學長，在一席午後閒聊間，這樣闡述著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對彼輩文藝青年的影響：一九九○年代中期，村上春樹作品，透過賴明珠女士的翻譯引介（以及逐漸擴張的誠品分店）大量進入文藝青年的閱讀視域。可以肯定的是，許多如今在文壇有一席之地的台灣作家，年少時都不乏受到村上春樹式的──或更精確一點說，賴明珠式的──「日系敘事及句法（也許再加上語助詞）」所影響。
或許這並非太過廣泛的現象，但確實有部分文青，是內有心魔、羞於承認他們這段村上年少的。畢竟文青的世界中，沒有最高蹈、只有更高蹈，當村上已經太紅，就要畫出一條新界線，標誌著以冷僻度為經緯的世界盡頭：當公館「挪威森林」咖啡館開張時，便有人堅稱這名字並非來自村上的小說，而是直接源自披頭四的單曲“Norwegian Wood”。只是當老闆又開了一家「海邊的卡夫卡」，這位老兄於是語塞，一時傳為鄉野妙譚。
在班寧頓死訊傳出後，縱覽身邊傷感哀悼之文，我發現了一個現象。不若去年王子（Prince）或是李奧納·柯恩（Leonard Cohen）消息傳出後，包括筆者本人的各家樂評、藝評紛紛寫下感言、分析與回顧（而在社群時代，這些第一時間出現的文章，也不免被譏為「作文比賽」）。班寧頓離世的消息，在所謂的文化界中，似乎沒有激起相對大的漣漪與迴響，甚至相較於吳清友先生，亦少有專文懷想，或曰「一個時代的結束」云云。
集體哀悼的音量與聲道
依照筆者粗判，大部分對於班寧頓的洗版悼文，多出自與筆者同輩（於世紀之交度過其中二時期）者，分布於各行各業各領域，卻未必從事文化工作者，而他們所連帶追悼的並非一個時代，而是一段青春。
對於這樣的現象與落差，筆者大致將原因歸為二：一是其音樂所影響對象，彼刻時值的生命經驗、以及此刻於文化場域中的發言權皆尚待發展，屬於社會條件；二則是其音樂特性，此則屬於內在音樂特質。
對許多千禧年前後，正值小學、中學的少年而言，聯合公園（Linkin Park，更精確譯名也許是林肯公園，因該團名最初是以此為文字遊戲）的影響之巨大，或許不亞於村上春樹、誠品與「人文咖啡館」對同時期的學院文青之影響。
如同誠品，聯合公園的影響也有其通路因素：一直到現在，聯合公園仍被許多媒體描述為「二十一世紀賣得最好的樂團」，正是因彼時唱片業正逢高峰、ＭＰ３尚未普及之時，而許多初入玫瑰／大眾唱片的少年，便能在「西洋熱門」類別與排行榜一眼看見其首張專輯《混合理論》（Hybrid Theory），或是在店內、在電台聽到其大肆播放。
那是個西洋流行音樂大舉傳入方法直接、分眾尚未精密（又或說即便有精密分眾的通路，卻非大多年少者所能接觸）的時候，那也是西洋流行音樂產業行銷策略完整、得以模組生產的時候。這一時期的音樂，乃至後唱片時期，操作方式可複製的大規模流行音樂，一直朝向以青少年為主要購買力的方向前進。
流行音樂風格上，當時流行樂壇則正逢「小甜甜」布蘭尼、新好男孩（Backstreet Boys）與超級男孩（Nsync）等「鐵三角」，由金牌製作人馬克思．馬汀（Max Martin）與瑞典製作團隊之黃金陣容，正要轉向嘻哈、風格即將洗牌重組之時，不久阿姆（Eminem）也將席捲全球。
流行音樂唱片產業的高峰
對許多正值品味探索時期的青少年，聯合公園這組融合重金屬（卻有著流行音樂流暢豐富的和弦進行）以及饒舌的新金屬（nu metal）樂風，散發著莫大吸引力，也讓人聽見從未聽過的聲響效果（有如十數年後，迴響貝斯dubstep由新銳樂界滲入流行音樂為普羅帶來的驚豔）。具有強烈電器節奏感的編曲，加上淋漓的嘶吼，成為許多在校園面臨人際、課業等挫折之少年的情緒出口。
其二○○○年代初發行的單曲、專輯歌詞，則多直述心聲、不帶太過隱晦的譬喻等，此一樂風與直白歌詞，也形成了某種描述美國高校排擠霸凌日常的音樂傳統，乃至後來的流行龐克搖滾團「我的另類羅曼史」（My Chemical Romance）的〈我並不好〉（“I'm Not Okay”）亦是代表作之一。
遲來的後青春期輓歌
這一切所於少年心中累積的，使得班寧頓之死，在一代人心目中產生的集體衝擊，未必亞於一九八○年代英國樂隊歡樂分隊（Joy Division）主唱克提斯（Ian Curtis）的二十三歲之死，或是一九九○年代涅槃樂隊（Nirvana）主唱柯本（Kurt Cobain）的二十七歲之死。只是當班寧頓辭世時，已屆四十歲，而當初的少年們也都告別青春許久，可謂一首遲來的後青春期的輓歌。
或許因為其音樂相對不具被文化菁英肯認的精緻度與創造力，又或許是因為這個世代的文青心中尚存一息悔過中二的情結（雖然播放清單裡總有遺留下一、兩首聯合公園），使得其所引發的身後樣貌尚不深刻。然而，就如同村上之於一九九○年代的意義，班寧頓的聯合公園與他尚有的其他樂團、創作，終將留下一席之地。
＊作者為音樂創作者，現居台北，於泰順街創辦「公共冊所」二手書店。本文原刋《新新聞》1586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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