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的地位不是民選而來，而是來自於鄧小平的授權。所以，什麼時候他能贏得鄧小平的信任，他的權力就較為穩固，他的改革政策尤其是經濟領域的改革就能順利推行；什麼時候他失去鄧小平的信任，他就只能黯然下台，改革政策也人走茶涼。趙氏改革，是戴著鐐銬跳舞，但趙卻翩翩起舞，舞姿動人。
趙紫陽的經濟改革，一言以蔽之，即拋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八十年代的中國，市場經濟既大逆不道，又從未有過經驗。所以，趙主張向東歐學習，向西方學習。盧躍剛評論說：「如此超越意識形態的禁錮，大規模地公開邀請外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學家、專家來討論中國改革開放問題，放下身段請老師，誠懇學習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實屬首次。」
學習的對象，首先是東歐的改革家、經濟學家。這批人多半是東歐流亡人士，他們在祖國並不受歡迎，在中國卻享受到國師的待遇。如經濟學家錫克被稱為捷克經濟改革之父，「布拉格之春」期間一度出任副總理兼經濟部部長，蘇聯入侵之後，被解除職務，開除黨籍、國籍，流亡瑞士。布魯斯曾任波蘭政治諮詢委員會副主席，為波蘭改革家和政治反對派，流亡英國。科爾奈為匈牙利經濟學家，曾任匈牙利黨報經濟版編輯，後被開除出黨，流亡美國，擔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其「短缺經濟學」理論影響趙紫陽及中國經濟學界甚大。這批東歐經濟學家、改革家到中國講學和考察時，對中國的狀況感同身受，「他們為擺脫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以及極權主義，從南斯拉夫自由化運動、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到波蘭團結工會運動，不屈抗爭、艱苦改革數十年，付出了血與火的代價，去國流亡，認識自然深入骨髓」。
第二批學習的對象是歐美國家的經濟學家。當時，以世界銀行為平台，先後組織幾批由西方頂級經濟學家組成的訪問團和調查小組到中國，他們為中國經濟改革提出許多寶貴建議。其中，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受到趙紫陽接見，兩人觀念一致，相談甚歡。弗里德曼當面稱讚趙說：「你的本質是教授呀！」後來，弗里德曼回憶說：「過去五十年間，不論是在共產與非共產國家，我所碰到的政府高官中，趙紫陽是與眾不同、給人印象難忘的一位領袖人物。」
盧躍剛指出，趙的改革政策諮詢有兩個超越時代的特徵，即非意識形態化和全球視野。趙聽取國內老中青三代經濟學家、政府機構政策研究部門的意見，也聽取東歐、西方經濟學家的意見，甚至邀請了仍處於敵對狀態的台灣經濟學家到香港，召開秘密會議，專門聽取他們對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意見——那時他已敏銳地意識到台灣經驗的重要性。在書中一個小小的注釋中，記載了這個過去兩岸都不曾披露和重視的事件：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三至十六日，在趙的授意、推動下，國家體改委邀請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蔣碩傑、于宗先、鄒至莊、費應昌、劉遵義到香港，就中國經濟發展與經濟改革問題進行座談，趙的心腹安志文等高官出席座談。可惜，北京很快爆發學生運動，局勢急轉直下，趙紫陽失去權力，這些台灣學者的建議被束之高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