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府上台後，將中國視為戰略假想敵的態勢日益強烈，跟中國大打貿易戰、科技戰、甚至雙方海軍屢屢在東海與南海互別苗頭。其實美國國務卿龐畢歐（Mike Pompeo）早在去年3月的眾院聽證會上，就將「在大國競爭的時代，確保中國與俄羅斯不會獲得戰略優勢」列為美國首要戰略目標；他今年7月在尼克森總統紀念圖書館的演說，更被視為「給共產中國的新冷戰檄文」，宣稱從尼克森時代開始的中國交往策略已經失敗，今後不再放任中共野心，更將聯合自由世界一致對中共施壓。
美國政府目前固然是鷹派人士當道，但中國外交官在國際場域的普遍「戰狼化」，乃至於解放軍在東海、南海、中印邊界所擺出的的擴張態勢，曾讓北京念茲在茲（至少是口頭上的「唸茲在茲」）的「和平崛起」早被拋在腦後，鄧小平所說的「韜光養晦」，終究只是階段性的策略。其實中美關係目前的低盪，在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早有預言，米爾斯海默在分析強國關係時好採「攻勢現實主義」，亦即強國必定會建立霸權統治周邊鄰國，並且阻止他國複製這條成功之路。
若將「攻勢現實主義」套用在中美關係上，米爾斯海默的看法是「只要中國的經濟持續成長，它一定會效仿美國統治西半球的模式、圖謀統治亞洲。美國則會全力阻止中國成為區域霸權」。而且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韓國、俄羅斯、越南在內的中國鄰國，大部分也都會協助美國遏止中國。因此中美之間的安全競爭將會日益激烈，甚至戰爭也在所難免。
「中國是否能夠和平崛起」正是《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在2014年改版時增加的篇章，甚至可以這麼說，中國無法風平浪靜的崛起、甚至中美難以避免終將一戰，正是米爾斯海默眼中的「大國政治悲劇」。至於中國的鄰國又該怎麼辦？米爾斯海默認為，在「親中」（扈從、依附中國）、「親美」（聯美制中）、「保持中立」這三條路中，最不可能的就是置身事外、保持中立，而中美兩強必定逼迫這些國家選邊站，就算強如日本也同樣身不由己。
米爾斯海默也特別提到控制東亞海運要道、身處第一島鏈戰略地位的台灣。米爾斯海默研判，美國必定不會坐視中國奪下台灣，台灣也應該會是美國所領導的「制中聯盟」一員。但中國對此必定怒火沸騰，加劇北京與華府的安全競爭。雖然米爾斯海默2014年時曾經強調，上述分析只是「一個可能的未來」、「當前的中國還沒有能力挑戰美國霸權」，但不過短短6年，即便中國的經濟實力與當時相比並無大幅變化，但美國已經決定出手遏制中國崛起。
依照米爾斯海默的分析架構，美國既然決定全力阻止中國成為區域霸權，必定會聯合中國的鄰國一同為之。霸權衝突的攤牌時刻，自然是雙方兵戎相見。不過美國政府與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79年建交後，其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1954年所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隨之終止、關閉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USTDC）、所有駐台美軍撤走，並且對是否出兵護台一事上保持「戰略模糊」，不願給出明確答案。
美國為了顧及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在台美斷交後所訂立《台灣關係法》中只願提供「防禦性武器」，在1982年中美所簽署的《八一七公報》（《中美就解決美國向台出售武器問題的公告》）中，美國更應允北京「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逐步減少對台灣的軍售，一段時間後將有最終的解決」。
當然美國為了安撫北京的《八一七公報》，從未切實履行。美國與台灣斷交的那一年（1979），就宣布了48架F-5E戰機以及小牛飛彈的對台軍售案，往後包括陽字號驅逐艦、M110自走砲、SM-1與SM-2防空飛彈、P-3C反潛巡邏機、F-16、阿帕契、愛國者飛彈等，都是美國陸續賣給台灣的重要武器，從來也沒有「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但是《台灣關係法》所劃下的「防衛性武器」紅線，卻始終是美國政府與國會謹守的軍售台灣底線。除了保持對兩岸事務的距離，也維繫了美國的「戰略模糊」態度。
不過《紐約時報》日前指出，蔡英文在本屆總統大選擊敗較為親中的韓國瑜並且連任總統後，中國在台灣附近的軍事活動顯然升級，川普政府也決定出售讓台灣可以直接攻擊中國地面目標的武器——AGM-84H/K（SLAM-ER）遠距攻陸型魚叉飛彈，不再謹守《台灣關係法》的限制。《紐時》還說，由於支持台灣是美國在亞洲制衡中國的重要一環，美國國會目前更是普遍支持台灣，因此這筆敏感的軍售案過關難度不大，更是美國近年最重要的一筆對台軍售案。
《紐時》指出，射程將近300公里的AGM-84H/K不但能攻擊試圖穿越台海的軍艦、更可直接攻擊中國的地面目標，掛載於台灣的F-16之後，對於中國的威脅將更為深入內陸。台灣空軍過去也曾獲得AGM-84L（Harpoon Block II、即攻陸型空射魚叉飛彈），但AGM-84L的射程不到一百公里，對中國的地面目標威脅有限Ｍ，這回的AGM-84H/K射程大為增加，顯然已非「防禦性武器」。若從米爾斯海默的「攻勢現實主義」看來，這也是中國「非和平崛起」的當然後果。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台灣受到《台灣關係法》「防禦性武器」的限制多年，曾在亞洲發動侵略戰爭、甚至偷襲珍珠港的日本，更受到其憲法第九條（第一項「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第二項「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的限制超過半世紀之久。但在中國「非和平崛起」的態勢之下，加上美國急欲尋求盟友共同遏制中國，日本憲法第九條也逐漸名存實亡。
其實如果嚴格按照該條規定，日本根本不該保有軍事武力，這也確實是日本戰後最初的情況——大日本帝國的陸軍與海軍都遭到解散。但1950年韓戰爆發，原來駐守日本的美國陸軍紛紛投入朝鮮半島作戰。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的指示下，日本陸續成立了警察預備隊、海上警備隊與保安廳，除了自力擔負起境內的治安維護工作，也一定程度在後方支援美軍的亞洲戰事。韓戰結束後，日本也掌握住「再軍備化」契機，於1954年將保安廳改組為防衛廳，保安隊與警備隊則改組為自衛隊，強調「專守防衛」（只能在遭受攻擊時進行防衛作戰）的建隊方針。
雖然名稱不叫「軍隊」，但日本自衛隊的實力在亞洲向來名列前茅。而且日本國會在2015年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安全保障關連法案」（安保相關法案），一舉改變了奉行「專守防衛」的戰後政策。在《武力攻擊事態法》修正之後，自衛隊可在「與日本關係密切國受到武力攻擊，日本的生存處於明確危險境地，民眾生存、幸福、自由權利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行使「集體自衛權」，像是駐日美軍遭受攻擊的情況下，自衛隊便可予以「反擊自衛」。
雖然日本透過「集體防衛權」的解禁，擴大了自衛隊的動武空間，但安倍晉三政府與自民黨這幾年一直想要再鬆綁「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所謂「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也就是在日本遭受敵方的飛彈攻擊之前，若判斷「敵國具有攻擊日本的意圖」，便可實施「先發制人」的攻勢、摧毀敵方的飛彈基地。從軍事角度來說，這一點本來不該是問題，但因為日本「專守防衛」的限制，保有「敵基地攻擊能力」算不算是違背「專守防衛」便有討論空間。
雖然安倍晉三已在9月16日卸下首相職務，但自民黨在今年7月已經通過了「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建議草案，時任防衛大臣的河野太郎（現為行政改革擔當大臣）8月時也表態「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並不違背憲法」。安倍晉三今年8月表明辭意後，日媒也報導他已敲定「擁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方向，至於具體要購置哪些軍備則將交給下屆政府繼續磋商，至遲明年就會成為正式的政策。
安倍晉三及其領導的自民黨一直追求修改和平憲法、讓日本恢復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雖然安倍未能如願，但菅義偉在當選內閣總理大臣的當天，也表明他會繼續推動修改憲法，至於安倍堅持的「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應該也在繼續推動之列。雖然每當日本想要鬆綁憲法上的軍事限制，就會引起鄰近國家「軍國復活」的擔憂與批判，但二戰已遠、包括窮兵黷武的北韓、以及中國「非和平崛起」的威脅均近在眼前，在美國鬆綁售台「防衛性武器」的限制之際，日本已長達70年的「專守防衛」立場勢必也會做出調整，美國很可能也會像韓戰時期一樣樂觀其成。
雖然日本在論述政策時每每以北韓為假想敵，但解放軍在東海的頻繁活動、加上對於武力奪回釣魚台（日稱尖閣諸島）的企圖，確實也是日本防衛白皮書的關注焦點。由於中國軍費連年高居全球第二，解放軍的軍備與實力也有大幅進展，台灣只能對美採購「防禦性武器」、日本限於「專守防衛」在戰場上無法先發制人，更是給了「非和平崛起」的中國可趁之機。一旦台灣開始陸續獲得「攻擊性武器」、日本也漸漸逸出「專守防衛」的限制，中國動武的空間也將勢必遭受擠壓，但東亞恐怕也因此更接近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