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基爾（Zakir Hossain Khokan)幾乎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他已經連續好幾個星期無法獲准出門了，只能待在宿舍裏。他同寢室裏還有另外11名室友。
房間裏除了6個鐵架子上下鋪床外，幾乎沒有什麼別的東西，人們把手巾和衣物隨意掛在床前，作為一點屏障，為自己提供一點隱私和私人空間。
扎基爾說，他們每天從早到晚都待在房間裏，無法外出，就像監獄一樣，對人真是一種折磨。
扎基爾表示，因為沒有足夠的空間，待在房間里根本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扎基爾之前已經感染過新冠病毒，但他已經恢復健康並重返了工作崗位。本來，扎基爾以為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6月份的時候，他所住的宿舍已經不再有新冠病毒。但是，8月份新病例又開始在宿舍區爆發。
像另外幾千名外籍勞工（新加坡叫客工）一樣，扎基爾又接到命令要自我隔離了。
城市建設者
新加坡本來由於對新冠疫情控制得力而受到讚揚，然而，當病毒在外籍勞工的宿舍裏開始傳播時，新加坡防疫成功的形象開始瓦解。一些活動人士說，新加坡早就應該想到這一點。
目前，新加坡本地居民每天所報告的單日病例並不多，人們開始返回工作崗位，電影院也重新開放。餐館裏又可以聽到人們的歡笑聲了。
然而，許多新加坡的低薪工作者卻仍然被關在室內，面臨不確定性。他們就是幫助建設新加坡的建築工人。
新加坡從今年1月底發現了第一起新冠輸入病例，幾周以後就擴大到100多例。
新加坡很快起動了全國範圍內的接觸者追蹤項目，並推出了全民新冠病毒追蹤軟件。公眾提高了警惕意識，交流和傳達渠道明確暢通。
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曾稱讚新加坡的模式為「近乎完美檢測的黃金標凖」。
但是，新加坡大多數人口有所不知的是，一場危機正在醞釀中。
定時炸彈
新加坡的外籍勞工有30多萬人，他們主要來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國。這些人主要工作在建築和製造業，拿著較低的薪水。
他們的居留權與工作直接掛鉤，其僱主必須要為他們提供住處。他們每天乘坐擁擠的班車到工地上班，下班後和其他宿舍的勞工一樣面臨擁擠的居住環境。它無疑給新冠病毒的傳播製造了完美的條件。
由於沒有法律規定上限，在新冠疫情前，每間宿舍的住客多達20人都很正常。
3月下旬，移民權利組織「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 ，TWC2) 警告說，無可否認病毒有在這一群體中再次爆發的風險。
新加坡實施的部分封鎖隔離措施基本上控制了病毒在公眾中的傳播。但之前活動人士所發出的警告不幸被言中，每天在外來勞工中都有數百例新感染病例。
因此，從4月中旬開始， 新加坡政府開始公布兩組數字：一組為當地居民社區的感染病例；另一組為勞工宿舍中的病例。
這兩組數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社區感染數字極低，但勞工病例相比之下非常高。
梅西大學傳播學教授莫漢·杜塔（Mohan Dutta）對BBC表示，跟其他大流行病一樣，新冠也凸顯了不平等現象。杜塔進一步表示，新加坡報告兩組數字這一做法甚至讓這種不平等更明顯。
實行封鎖
新加坡當局決定必須封鎖這些勞工宿舍，大約1萬名重要行業的健康勞工被轉移到其他住處。但大多數勞工則在宿舍中實行自我隔離，在進行大規模檢測期間，有些人甚至不允許離開房間。
然後，感染者逐漸搬離宿舍、進行隔離以及接受治療。
跟新加坡普通民眾不同的是，當這些勞工被隔離封鎖時他們哪都不能去，每天有人把最基本的伙食送到宿舍。
而新加坡普通人在封鎖期間還可以去購物、運動等等。
來自印度的拉哈告訴BBC記者，封鎖期間不允許出屋，連隔壁房間也不能去。
有所改進
這一情況也迫使許多新加坡人面對和關注勞工的生活狀況。突然的關注，加上新的衛生措施以及慈善捐助激增，讓許多宿舍管理者開始改善勞工的居住條件。
51歲的印度勞工Mahalingam說，他原來的宿舍條件還可以。但現在宿舍的上下鋪已經被單人床所取代，而且之間保持一定的有效距離。
從另外一名勞工所傳來的照片上看，條件也有所改善，床位從原來的15張減到8張。
還有一名工人對BBC記者表示，他很幸運，他的僱主讓他住到飯店裏。
扎基爾沒有那麼幸運。來自孟加拉的他在建築工地做項目協調人。在感染新冠病毒後，他在一家臨時住所修養恢復。 康復後又回到了宿舍。
扎基爾告訴BBC記者，他4月中旬離開的宿舍，7月初返回宿舍時沒有看到任何改善。扎基爾的宿舍大約42平米，裏面住著12人。
扎基爾表示，當局告訴他們要保持社交距離，但在這樣一個多人共享的小宿舍中如何能保持社交距離，真是開玩笑。
每一層樓大約有15個這樣的房間，如果每個房間都滿員的話就是180人，而這180人共同使用一個廁所、淋浴等設施，可想而知。
新加坡政府的指南規定，每15張床位就應該有一個廁所、淋浴和洗手池。
扎基爾還表示，宿舍管理人員要求住客保持清潔，但皂液盒中連洗手液都沒有。
BBC聯繫了宿舍管理部門想聽取他們的置評，但沒有得到回復。
崩潰邊緣
移工權利團體Its Raining Raincoats的創辦人迪巴（Dipa Swaminathan）對BBC表示，這樣的居住條件一直以來都是一種常態。
迪巴還表示，這些客工的宿舍、他們的飲食情況常年都是如此。
迪巴還說，人們之所以對這些不了解，是因為客工不喜歡投訴。他們對在新加坡的一切已經心存感激，如果他們感受到更大的壓力，那就真的是要達到崩潰邊緣了。
其實，關於新冠疫情中一些外籍勞工無法承受壓力的故事已經時有耳聞，曾有幾起自殺未遂、死亡或自殘的報道。
一段廣為流傳（但無法得到獨立核實）的視頻顯示，一名工人站在看似像宿舍窗台前，最後被其幾個室友拉回屋中。
扎基爾本人也參與移工慈善工作，他表示自己寢室裏就有一些室友在給家人打電話時說已經受不了。
「他們哭著說想回家，」扎基爾說。
扎基爾表示，由於隔離的關係無法外出，顯然不做工就沒有工錢，而他們的家人還在等著他們寄錢。工資問題也加劇了這種精神壓力。
扎基爾補充說，有些人得不到平時所掙的工資。
新加坡人力部對BBC表示，僱主必須支付所有全日制外籍勞工的工資，但對那些不能工作的客工，政府統一要求所有僱主支付工資也不太現實。
他們建議僱主應該與客工展開對話，就有關薪酬安排達成一個相互都能接受的方案。
承諾改善
新加坡政府已經承諾要進一步改善外籍勞工的條件。
新加坡政府說，到2020年底希望能將給每名客工提供至少6平米的居住面積。每個房間最多只能放10張床，床與床之間的距離至少要相隔一米。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承認，他們之前對客工宿舍條件的一些警告回應「存在不足」，但稱任何「公共居住形式都存在風險」。
李顯龍在本月早些時候的國會發言中還為政府的做法做了辯護，稱當時政府所採取的措施是充分的。儘管他承認政府的失誤但同時表示，在戰爭迷霧中，不可能總是能做出完美的決定。
上個月，新加坡政府宣佈所有住在宿舍中的客工都已經康復或是病毒檢測成陰性。但就在幾周後，在幾個宿舍區內又出現了新病例。
而扎基爾不知道自己何時才能被解禁。他說，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能重返工作崗位，而且看到新加坡客工的狀況得到改善。
扎基爾表示，他們許多人都已經在新加坡好多年了。他本人在新加坡已經有17年，感覺已經是新加坡的一部分。
「我們並沒有要求他們像公民一樣對待我們。只是要求把我們當人一樣對待，把我們當成社會的一部分。如果能那樣的話，就太好了，」 扎基爾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