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多權的窗戶閉著，窗外幾乎看不出雪米子的飄落，如同十七年來這間屋子裡的時間流逝。
從西安出發，穿過亞洲第二長的秦嶺隧道，從安康上游的漢江水庫入口，順嵐河上行兩百來公里，一直往深處走，到達八仙鎮。如果你以為到了世界的盡頭，到王多權的家還得往裡再走一段。
他家在豹溪溝頂頭自生橋的院子，在院子裡是走到頭的一家。別的礦工也和他一樣深藏著，因為他們是殘廢者，是人生還沒來得及展開就被命運的被單收斂起來的人。
熬是第一項，就像製糖
十七年前，王多權在山西礦洞裡遭遇了一個人的礦難，胸部以下的脊椎神經被逾噸重的煤塊切斷。離開現場之後，他的人生位置被定在了這間土屋的床鋪上。
這是一個被消音的過程，沒有鏡頭的聚焦，沒有不惜一切代價搶險的場面，沒有怒斥和追責，甚至沒有溫床一樣的腐敗。自然，也沒有總理嚴令之下統一標準的賠償。王多權在表哥的黑口子上幹活，尚在賠本的表哥給了兩萬塊，到家已經不剩下什麼。那是一個人命行情和現在完全不同的年代，死亡的代價不高，因此也容易使人想到死亡。何況，對一個廢殘的礦工來說，活著的成本是他看不到頭的一個大數，甚至超過現在富比士榜上首富們的資產。
王多權讓母親買安眠藥，說是失眠。母親去到鎮上的藥店，醫生問了情形，告訴她兒子要的不是睡眠。母親開始提防，不讓房子裡出現帶刃的東西，牆上的電線使她憂心忡忡。
王多權對母親說：「防，你防不住。死，有千條路。」即使只是用這條床單，即使只是用自己的牙齒，也能夠自殺，這是王多權想好的。但是活下來卻沒有這麼多條路。王多權想到了家裡的一樣土產—麻糖。糖是熬出來的，就和癱瘓在床上的後半生一樣。前半生只有二十年，王多權上了初中，燒了兩年木炭，談了對象，雖苦猶甜；後半生只是受苦，要熬上多少年，才能嘗到一絲苦中的甜味？
家裡年年要熬麻糖。王多權也就一年年熬了下來。對於在礦難中不幸地倖存下來的礦工們來說，在所有生存要訣裡，熬是第一項。
那場啞炮爆炸事故後，竹園溝的鄒樹禮在山西醫院的病床上，熬過了最初的黑暗時期─完全的黑暗，連人蒙上眼睛在黑暗裡能夠看到的那種光的斑點也看不見，像是從下井時的罐籠中不慎摔落，墜入一個永遠也墜不到底的礦洞。
最初一個月，他總在想著、摸索著下床，越過病房裡另外一張床鋪，攀上窗臺然後略微用力一跳，也就把黑暗一起墜毀了，像用力扔下一只熱水瓶。
時間，只有時間把黑暗熬煉得可以接受一些，讓別的感覺生長出來。
熬製的過程太長，不是每個人都能熬過來。在八仙鎮街一間不起眼的捲閘門裡，楊波已經在一張病床上躺了七年。七年沒有讓世事好轉一些。小時候因為一場腦膜炎啞巴的楊波，無法對侍候的母親表達他的焦躁，只能使勁地抽菸和喝水。「心裡火上來了，一夜要喝一電壺。」母親秦萬美說。
楊波的腰眼上長了四個兩寸寬、四寸長的褥瘡。雙腿變成了我們在烏干達難民照片上常常看到的兩根骨頭，和王多權或其他夥伴的一樣。
或許，正是因為對下身毫無感覺，使他們敢於把這樣的痛苦承擔下來。虼蚤河的黃國林掀起被子，讓我們看到他大腿上的瘡口，已經深到骨頭，塞著一坨衛生紙。「你怕不怕？」掀起被子之前他問。但我更多是被那股惡臭震住了。「肛門爛完了。」他說。
王多權曾說，十七年想到死有千百次。「但現在已經熬了這麼久，死的心情也淡了。」剛回家的時候，因為胃壞了倒苦水反酸，水米不能進，家裡給王多權買好了棺材「沖一沖」。棺材進門之後，王多權的胃倒意外地好了起來，似乎在死亡門檻前打了個激靈，把邁過去的一條腿生生收了回來，不管以後還能走多遠。
不是所有人都這麼想。竹園溝緊靠山坡一間老屋的床上，如今只有失去雙腿的劉光友一個人躺著，表兄三年前在這張床上上吊。表兄在冒頂中壓斷了尿管，身上沒有乾的時候，雖然有雙腿，卻羨慕劉光友能坐在輪胎底子上，跟別的單身漢玩牌。擺脫不了的尿騷味，使他失去了熬下去的勇氣。
針腳編織時間，大路邊留著溼潤
高章平在雙河口大路邊過了八年，以前是在山上的十年。他有一所小房子，是用補償款的最後一千元起的。那時臥床的高章平感到了真正的危機─母親已經衰老得不能繼續弄來柴水養活他，他會像一條擱淺的船，在山頂上遇難，還捎上母親。
之前在舅公的提示下，高章平學習康復，拉伸上身已經萎縮的筋脈，直到能夠坐輪椅。這是一個疼痛被極度拉長了的過程，高章平一個人完成了。但是坐著輪椅在山上做不了什麼。高章平向村委申請批一塊地基，自己住到大路邊上，做點小學生的生意，也能指望小朋友照顧。村裡批給他一分河岸地。
但搬下來之後，小學校撤併了。高章平只能靠五保生活。由最初的一天一塊，漲到後來的一年一千，到一千四百四十，到兩千四百，到去年的兩百五十塊一月。一條河能養活一河人，一滴水能養活一朵苔蘚，高章平用兩張鈔票安排一年四季的用度，自己醃酸菜，燒天然氣省煤塊，用便宜五分錢的價格買米麵，還出菸錢請人種了一個小菜園，拔菜時請過路人幫忙。
坐在輪椅上，高章平打理著一個正常人不會完全自理的一切：切菜煮飯，用大盆架在磚頭上洗衣服，在籬笆上晾乾，生爐子燒水，上下床，上廁所。廁所是大路邊最乾淨的，便槽用一塊石板蓋住。
大小便永遠是最困難的事情。多年來，高章平學會了掌握大便的時間，像所有長期臥床或坐輪椅的難友一樣，他五六天才大便一次。小便終究不怎麼能控制，只能記著少喝水，另外在衣服下面帶著一個導尿管。外人看不到這個導尿管，小屋裡也沒有飄散著洗衣服的芬芳以外的氣息，雖然這只是廉價洗衣粉的香味。晾在籬笆上的衣物也晒出了好聞的味兒。春天來了的話，這間河岸上的小屋氣息會更加清新，有一些蒲公英在菜園裡和路旁開起來，小屋看上去像最大的一朵。
王多權不能像高章平坐輪椅上廁所。但他把握住體內一種特殊的感覺，得知大便的時間，能夠自己收拾。自從自生小學撤併，母親帶著小姪女去鎮上陪讀，父親在地裡奔命，他必須學會自理。他用雙手把自己萎縮的下肢翻過來，像少年時在山上炭窯裡翻弄燒成的木炭。
大小便自理是一切尊嚴的門檻，那些絕望了的難友正是倒在了門檻外面。但過了檻並不意味成功。躺倒之後被無限拉長的歲月，僅憑熬終究是熬不到頭的。床頭電視機或收音機的所有節目接起來，也不能填充一生的長度。如果一個礦工在殘廢之後多少類似於正常人那樣生活，那他一定另闢蹊徑，遵循著一種持之以恆的靈感。
最初幾年，母親常陪在王多權床邊納鞋底，臥床三年之後，王多權開始學針線。起頭是給賴在床頭伴自己消磨寂寞的小姪女做一雙小鞋墊，然後是鞋子。再一步開始贈送親戚。王多權在上學時納過鋪蓋，縫過扣眼，他的針線很快拿得出手。那些纏枝花卉，隨著在這張床上的歲月層疊，在他的想像中和針腳下變得越來越繁複，超出了母親和普通納鞋墊的人的程度。王的鞋墊開始有人買，從做工簡單的幾塊錢一雙，逐漸上升到幾十塊，直至賣出一百塊一雙的天價。
從去年開始，鞋墊的面積又容納不下王多權的心思了。
他想到了面積更大，繡功更加複雜的十字繡。眼下王多權的床頭上方懸著一幅未完工的十字繡，內容是「家和萬事興」，床裡還收著一幅成品，畫面是大朵簇擁的富態花朵，大約是花開富貴。開始十字繡之後，王多權很快進入了入迷狀態。「晚上七八點開始，做七八個小時。白天十二點做到下午五點。」他並沒有給自己規定工時，但總是在一針一腳中織出又同時忘掉了時間。
和牆上與小姪女合畫的水彩相似，這些刺繡依照的針腳圖案與市面上沒有兩樣，但在這間小屋裡，卻似乎有些別的氣質。就像陰坡的竹園溝對坡土地晒化了的日子，溝裡還積著些變成藍色的雪，溝裡多數的年輕人是單身漢，似乎在堅持著什麼。
沒有人確切知道鄒樹禮堅持的是什麼。回到竹園溝以後，他用十九年時間，一點一點學會了從家務到坡上的農活，直到完全恢復失明以前的勞力。他的上坡時間是晚上十一點鐘，這大約是睡得最晚的人家熄燈的時間。夜晚不會增加他眼前黑暗的強度，寂靜使摸到草木露水的感覺更真實，他在坡上一直幹到凌晨四五點，當露珠渾圓成型，最勤快的鄰居起床的時候，他回家休息，到中午十二點再出坡，做到下午五點鐘。
貝克特（Samuel Beckett）說世界是一條用七天時間趕製的蹩腳褲子。竹園溝的地形正像是一條溪溝岔開的兩條褲腿。在長達十六年的黑夜裡，鄒樹禮終於把這條褲子完全摸到了頭，有些地方比睜著眼時更明白。他種著四畝來地和菜園，前幾年還餵著兩頭豬。養活自己之外，還補貼在鎮上開食堂的兒子。
在竹園溝的山坡上，不少搬遷人家的土地已經荒廢，鄒樹禮種植的玉米和魔芋，像是破舊褲子上新鮮的補丁。
愛要加上罪，父親獻出了鮮血
秦萬美知道兒子沒有希望了，就像打了鋼板的脊背爛出的洞，怎樣也填不起來。但是她要把自己全填進去，「還精繃一天，就照顧他一天。」以後的年月，則希望他的後人接得上。後人是眼下在上學前班的小孫子。
秦萬美讓媳婦承擔白天的照顧，把繁重的晚上留給自己。架子床頭連著兒子的床腳，床頭上安了一個小燈，方便一夜三次起床為兒子翻身。
在心裡，她並不只是在為眼下這個癱在床上的兒子翻動身體，還為著從前那個人見人愛的老三。
「會撒網釣魚，會打槍。晚上拿大手電筒上山，金雞都躲在樹扒裡，被他拿手電一照，就不動了，一槍一個。」做為娘，她無法把這兩個兒子區分開，像鎮上有些年輕媳婦，一看人送回來不是好手好腳的了，就不認人了，三兩年拖死，拿著補償款改嫁。
秦萬美覺得，同樣是啞巴的兒媳婦還沒跑的原因，是楊家當街的樓房，日常不斷線的零錢，和自己的百般維持。
父母與殘廢兒子之間的關聯並不只是愛，倒像是加上了罪。去年一年，秦萬美在街上兩家小吃店義務刮土豆，得到土豆皮餵老屋裡的豬。在醫院工作的大兒子覺得她沒事找事，秦萬美卻覺得這樣心裡暢快。今年秦萬美的腿裡長了骨刺，她也沒覺得有多難受，倒像是更能體會到兒子脊背裡的感覺。
獅坪村二道溝口的劉雲付，大兒子死於坍方，二兒子得了塵肺病，劉雲付侍候了他十年，去世時肺裡只剩下一把黑心棉。么兒又在打工中出了車禍，落下腦震盪。劉雲付是文化人，當過併村前的會計，但他逐漸認定自己屬狗，就得按照一條狗的命運生活，失去所有的後人。這樣想通了，劉雲付覺得心安。
相比之下，單純的夫妻男女情分就像同林的鳥，在大難前顯得單薄了些。自生橋的王禮敬四十歲那年因為捲揚機事故雙大腿截肢，在家裡過了六年，像個孩子一樣，時常由妻子背進背出。當著外人，妻子流淚說他「生不如死，死了還好些」，王禮敬沉默不語。
二道溝口院子的夥伴張成友和冉秀富在同一場冒頂中遇難，冉秀富的媳婦李小梅帶著兩個上小學的兒女和一筆欠帳，改嫁給張成友的小弟弟張成義。「孩子有了新爸爸，也就不提往事了，再提就有影響。」冉秀富的遺像也燒掉了，留在李小梅記憶中的，是在山西火葬場裡冉秀富修整過的遺容，「紅潤潤的就像有喜色。」過年上亮5的時候，兩個孩子由繼父帶著去給生父上墳，李小梅不便在場。
王多權那年去山西是為了掙錢結婚，出事之後，未婚妻嫁給了他的弟弟，但因為家裡負擔太大，終究改嫁他人，留下了小姪女。弟弟和王多權一樣人才出眾，不乏女孩子喜歡，但她們卻難以面對家裡一張床鋪的現實。
在她們之先，世界對這張床扭過了頭去。
王多權臥床之後，多年裡沒有辦到殘疾證，鎮民政科的人說這個證沒有意義。汶川地震的時候，王多權給民政局寫信，要求捐獻鞋墊和反映低保6的事，民政局領導上來了一趟，送給他一臺輪椅。
但王多權仍舊沒有拿到低保。低保金被移為工齡補助，由往年的村幹部領取。一個鎮上的能人說，低保也是看能力，就是應該由他這樣的人得。
石水溝夏秉強的兩個兒子先後在山西井下死去，一個兒子得病死亡，八十六歲的她自稱「所有親人都死乾淨了」，卻沒領到低保，村上認為她大兒子六年前的事故趕上了好政策，賠得多。大兒媳婦劉厚碧說，這筆賠償都被兒子用於起房子了，婆婆和她自己的口食，都只能靠她一個人在地裡奔。
鄉人說，八仙鎮山高苦寒，土地養不活人，除了出門打工別無活路。李小梅的現任丈夫依舊在下礦，眼下輟學的兒子又進了銅川的煤窯。她除了多囑咐兩句小心，做不了更多的什麼。煤改至今，很多人仍舊在老鄉、親屬開的黑口子裡下礦，每年開春出去的人總有一些沒有完整地回來，變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經。每一條山坳裡都埋著遇難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鋪上都可能躺著慢性死亡的身體。人口不到三萬人的八仙鎮，隱藏著上千座礦工的墳墓，和上百名殘廢的礦工。
他們的親人也成了落伍者，數目不少於前行的人群，卻像綿綿的青苔鋪地，沒有醒目的機會。
開春了，青苔無聲地修復著這個世界。煤灰仍舊無處不在，滲進了遇難礦工們的骨灰裡、鄒樹禮的臉上，和塵肺病人的胸中。但已經看不出觸目的鮮血。沒有什麼比血更新鮮又易於陳舊的了。
但遠離礦難的現場，仍有地方在流血。夏秉強的二兒媳在丈夫遇難後，跟著男人們一起抬石頭掙錢，因為個子矮，被順槓子滑下來的石頭壓死了。去年夏天，王多權的父親因為想在屋旁砌一口井，熬出更好的麻糖，花費了整個春天，從河裡背沙和水泥上坡，一個人砌好了一口水泥井。水井封蓋的當天晚上，父親為從學校回來的母親和小姪女做好了晚飯，突然說胸口發甜，似乎提前嘗到了熬成的麻糖滋味，接著大口的血噴湧出來。王多權只能聽著小姪女驚慌的呼叫，和父親一聲聲更微弱的回答。等母親喊人回來，父親已沒有了呼吸，他的胸前和四圍灑滿了最後的熱血，像一個礦難現場。那天，王多權感到父親是把所有的血獻給了自己，使他再也不敢想到死亡。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青苔不會消失：附著在土地上既邊緣 又無人問津的一群人》，作者袁凌。1973年生，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著名作家、媒體人，曾發表有影響力的調查和特稿報導多篇。獲得騰訊書院文學獎2015年度非虛構作家，歸園雅集2014年度散文獎等。作品《走出馬三家》和《守夜人高華》獲得2012、2013騰訊年度特稿和調查報導獎，暨南方傳媒研究兩屆年度致敬。已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從出生地開始》、《我們的命是這麼土》、《在唐詩中穿行》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