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外婆是院子裡最沉默的人。
外公端著隨時會教訓人的菸杆，穿對襟大褂的身影籠罩了整個院子。外婆卻是擱在角落裡的一把乾柴，沒有多餘的水分和氣息。聲音也消失了。在人前，她是穿過屋頂下光線的一粒灰塵，是外公菸鍋裡揉碎的菸葉，只有消逝的一絲苦味。
她活在世上的時候像是已經過世。生下了所有成家立業的舅舅，卻像是輩分最低的人，無人傳遞她的姓氏，我這個外孫不知道她的娘家和名字。
但一個堅實的身影和一縷無盡溫暖的氣息，留在我的記憶裡，比其他的大事更長久。記得那年我的生日，所有人都忘記了，連同媽媽和我自己。外婆卻把我叫到院角，把一個煮熟了冒著溫熱的雞蛋遞到我手上，告訴我今天滿六歲。這個雞蛋是從妯娌們拿的供養中存下來的。心中沒有數字的外婆，記得院子裡所有孩子的生日，用自己小小的物力，為他們留著一個念想。
另外一次，外婆和大舅娘在出豬圈，我在圈旁玩耍。我喜歡開春時豬圈被翻起來，散發出一冬儲藏的氣息，含有玉米杆和茅草的芳香，卻又混著一種深沉的腥味。外婆使著薅耙，揮動胳膊的姿勢堅實有力，跟我平時在院子裡見到的大不相同。或許在人多的場合，她主動縮小了自己。忽然，外婆的薅鋤碰到了什麼東西，她彎下腰在糞裡撿起了那個東西，看了一下，揚手向著我扔過來：「拿去吧！」
那個圓圓的小東西劃出一道閃光的弧線，落到我的腳下，是一枚一分錢的硬幣。這是世上能有的最小的錢了，不知被誰丟到了豬圈裡，但它被外婆的手從糞中拾起和拋給我的時候，卻熠熠發光。
外婆彎腰揀拾錢幣的姿勢很鄭重，拋擲給我的手勢堅決有力，吩咐的語調鏗鏘，不容置疑，我再也沒有見到過比那一刻更有力量、決心和權威的外婆，像是瞬間獲得了魔力。
即使外婆變成了泥土，院子最終消逝了，那個雞蛋散發出的溫暖氣息，和那個拋擲鎳幣的堅實姿勢，卻會一直留在我心上。
在童年，外婆這一代的有一層人，她們像是別人生活的背景，已經沒有價值，隨時可以拿掉。
但實際上，她們卻比那些在前臺活動的家長和隊長更可靠。像是砌築田地的石坎，長了發黑的青苔，長年沉默，沒有抽枝發芽的風光。但抽掉了它們，田地會即刻崩塌，收成化為烏有。也像是田地本身，孕育了這裡的一切，卻從不發出響動。只有俯伏觸地，才能聽見摩挲泥土的風聲。
相比起那一刻在豬圈裡揮手的外婆，媽媽是個生疏的魔術師。爸爸不在場的情形下，她試圖用家中短缺的勞力和物質，養活自己和三個孩子。她的道具不夠用，常常捉襟見肘，四處露餡。她的手法是一味節省，省到盡頭，仍舊面臨無粒之炊。她拿不出外婆給的一個雞蛋和一枚沾糞的鎳幣。
冬天到頭，閣樓只剩糠秕，鐵鍋無從修補。當貧窮無望的年景明明白白擺在那裡，她仍舊不能放棄，也不能當著孩子們哭泣，只能把淚水留給枕頭，織進針線。
在媽媽那裡，沒有什麼是不值得節省的，連同衣服上一粒灰塵，因為要用挑回來的水洗掉。沒有理由是可以用於放棄的，即使鋤頭奈何不了老天爺，那也要挖個坑給他看。
當我成年以後開始寫作，我最先想要記敘她們，卻一直找不到合適的語言。她們不是時代的紀念碑，也夠不上無名英雄。像土地一樣，不反射光線，但質地無可懷疑。她們又是田地中的腳印，收集了汗水和收穫的重量，標明世代生活的路徑。沒有她們，我無從確認真實和方向。不論走出多遠，我的文字小徑是從他們開頭。
十四年前，我放棄學院的道路投身記者行當，面對一個隱晦卻嚴峻的矛盾。
做為採訪者，我和同行們接觸生活現場的機會比常人多，幾乎可能成為任意一種生活形態的見證人。但這也意味著，他不是任何一種生活，包括他自己生活的當事人。從到達現場到離開，有限的週期裡，他來不及參與當事人的生活，觸及他們生存的質地，就已經離開，帶走的往往是一些表面的片段。奔波於別人生活現場的同時，他自己的生活不能算是一種扎實的經驗，甚至遠遠比不上一個從事實際職業的普通人。寫出的稿件似乎具有某種意義，卻又像承載它的紙張，逃不過朝生暮死。
入行之初在重慶，深夜接到一個離異母親的熱線電話，說女兒因為春遊交不起費而服藥自殺，危險還沒過去，想我趕過去看一下。午夜我打的1到了石橋鋪，順著黑暗彎曲的路線，爬上一個棚戶區的半坡。這裡沒有路燈，也似乎沒有正式的窗子，只有一些棚壁的縫隙裡透出光線。我來到一座透出光線的屋子前，裡面有膽怯的應答聲。打開門，一眼看見整個屋裡的情形。所有家中的器物放置在地上，從箱子、水桶到臉盆、床，繞了一圈，沒有一件東西是安置在架子上的。在這些環形擺放的什物中間，有一張床，是母女二人睡的，似乎是屋子裡唯一有色調的處所，暖色的被子下面睡著一個少女。這也是屋裡唯一的祕密。
我感到一種不安，這裡所有的生活都陳列在我的目光下，沒有迴避的條件。我取得了這樣的權利，打量母女生活的所有內情，連同因為缺少一次春遊費服藥的少女，現在只能藏在被子下，不願意在陌生人面前露出頭臉，我只看到她一團黑髮。
這樣的情形，平時我是不應該打量的，其中似乎含有禁忌，即使是她們貧瘠的生活中也有著珍貴之物。現在我卻取得了這樣就近的權利，坐在少女的頭邊，聽女人講述離異後母女的經歷。承擔撫養費的男人忽然杳無音訊，她帶女兒去南方尋找時，小偷從屋頂上打洞下來，把電視、一床毛毯和一件冬天穿的皮襖都拿走了，現在屋裡因此沒有電器。我感到迷惘的是，我的角色似乎只是一個傾聽者，不知如何參與眼前的情形。我不能真正觸及她們的生活，儘管所有的物品擺放在地上腳邊。
第二天女人打來電話，讓我不要報導，孩子怕傳出去受影響。我生平中第一次夜間採訪無果而終。那個屋子裡地上的情形，長久地留在我記憶裡，近在咫尺卻又無從觸及，曾經發生和未來面臨的一切，無可補償。我知道，看似有某種特權的外表下，我在深處是完全無力的。
同樣是在棚屋裡，我見過被強暴生病死亡的幼女，所有證據都消失了，似乎是一件讓人無法面對，又無從憤怒的事實，讓報導找不到合適的標題。在十八梯的石階上，賣報的老人中暑死去，身上還穿著晚報統一的黃色馬甲。一張登載了當天大小新聞的報紙捂著他的臉，來不及追加上他自己的一條豆腐塊消息。
即使是深度報導，受制於不短不長的週期，和題材領域的變幻，似乎在大集體時代，不斷從一塊生荒地轉移到另一塊地裡，也很難說具有真正的深度。那些從網吧倉促敲擊或者在賓館艱澀成篇的報導中，所謂深度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邏輯，人和生活現場充作了邏輯的背景。我和很多同行一樣，以趕場的速度奔波在中國的各個省分裡，很難靜下心來想想自己見證了什麼。對於那些卑微輾轉的生活，我甚至稱不上是一個合格的證人。
在北京望京附近一間平房裡，我見到一個非典過後患上股骨頭壞死後遺症的女人，她坐在炕上背對我，整理周圍大大小小的藥袋，這些是她做為接受醫學試驗的對象領來的，做為一個原籍外省的保潔員，她沒有資格分享首都的醫保待遇，也無錢接受昂貴的高壓氧艙治療或者置換關節。她的肩背沒有抗議的鋒芒，只現出微微佝僂中的重量，卻使我無法面對這個背部。
在山西靈石，礦洞裡還瀰散著為了搶礦點燃炸藥包的煙氣，鬆軟褪色的煤灰湮沒了整個山地，清晨全村所有的擔子圍在僅有的一口深井周圍，既像是猶有生機，更近於即將到來的衰亡。礦工的新墳土上，長短插著幾枝點燃的香菸，是他在世時光些許苦味的安慰。時間停頓在人吃煤和煤吃人的節奏裡，而我們只能在這裡住宿一晚，忙於回到縣城，洗去鑽入皮肉的煤炱。那些黑洞洞的井口就像是通向地獄本身，載著礦工們的籮筐在其中消失，我們等不到他們下一班上來，也降不到他們所處的生存底部。
即使是偶爾取得了轟動的新聞效應，解決了某個具體問題，甚至達成某種制度改良，仍無從改變沉默的背景，一時的效應很快在時光中耗散，沒有存留之物。
有時我面對一張歲月親自著手雕刻、沒有省去任何刀工的臉，會想到，這位在底層生活，砌築了社會根基的長輩，明明擁有比我深厚珍貴得多的人世經驗，卻甘於沉默，寄望於我替他們表達和呼籲，申述他們保留自己生活的權利。大多數時候，他們想要的權利，也無非是能夠繼續沉默地生活。
看著他求助的眼神，像當年的外婆面對外公痛擊的菸鍋，向身為孩子的我呼籲。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這個任務面前，邏輯和觀念都沒有究竟的意義，甚至包括空洞的情感。誠實地面對他們的沉默，感受其中質地，保留被磨損掩蔽的真實，與事件性本身同等重要。在很多年中，我保持著第一次在棚屋中感到的禁忌，僅僅還原事實本身，避免文學性的嫌疑。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不能觸及他們生活的質地，出口的同時已經輕飄虛弱。在浮泛的事實、過剩的情緒和他們真實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不願意搬弄這條界限，製造似是而非的風景。
當喧囂一時的事件歸於沉寂，他們仍舊回到陰影中沉默地生活，事實似乎已經被報導多次，甚至變得陳舊，生活本身卻並未被傳達出來，在轟動和遺忘的鏡頭切換背後，是一直漠然無視的視野。他們仍舊只是生活劇場灰色的布景，是沒有機會購票入場的主角。
什麼是他們的生活？在卑微灰色、不乏粗俗的外表之下，在看似單調的苦難和不公正之餘，他們的生活有無不可替代的價值？
在國境線附近的稻田裡，一位十七歲被地雷截斷雙腿的農婦，雙膝跪在一雙沉重的鐵皮板凳上，收割看起來比她高的稻穗。她的工作還包括帶孫子、放牛、餵豬、做飯、縫紉、趕集、申訴。三十年來，她的雙腿磨穿了十幾雙木凳，生育了兩個兒女，造起一所房子。看起來她像是一個孩子，比她放的牛、割的稻穗、餵養的鵝、睡的床都低。但她在鐵質板凳上磨礪的位置，卻高於我們所有的人。
家鄉的山溝裡，一位在礦難中失去雙眼的老年人，整張臉變為了青色，爆炸中的煤灰透入了他的面皮，「面具」再也無法摘下。但在這張黑暗的、透不過一絲光線的面具背後，他依靠摸索和內心的知覺，重建了自己的整個生活。從屋裡的活路到五畝坡地的勞作，養大求學的兒女，送走生病的老伴。在人們因為遠方風景撂荒家鄉的時候，失明的他成了這方土地的守望者。他的身影不是矗立的巨人，倒是綿綿匝地的青苔，鋪成修復世界的小徑。
在一張土屋裡無法擺脫的床鋪上，下身受創乾枯的年輕人，用倖存的上肢，二十年如一日地穿針繡鞋墊和十字繡，編織癱瘓休克的時間，供養自身和家人，讓生活的灰燼重獲骨血，甚至開出花朵。
生活剝奪了他們大部分的可能性，只留下了僅存的立足之地，有時看起來相當於一條蠶、一匹圍繞磨盤的牲畜、一個除了內心發條不能移動的鐘錶的位置。但在這個僅存的位置上，他們生活的質地和紋理，比顯眼舞臺上的布景更切實。在一張小板凳上或一條山溝裡，資源極度稀缺和國家意志的左右之下，他們對於人性底線和在世意義的成功維護，成就或許超出大張旗鼓的文化、信仰和時代變革。
這是由於他們貼近生存地面的在世方式，比消費體系追求的舒適更為可靠，也更訴諸內心的直覺。先聖孔子認為，文明丟失之後，應當到鄉野中去尋找。時代意識喧囂沉淪之際，重建人性和文明根基的力量，來自於卑微的田野地面。
面對他們收斂、儉省與沉默的生活，需要和他們一樣降低內心，克服不適，貼近日常生存的質地，尋回對供養我們的物質的感覺。
需要一種同樣節制、樸素又內向的語言，在人性的地平線面前保持緘默，讓不可言說的自行發聲。像面對棚屋地上陳列的物什，和床上乾枯的年輕身體，唯有傾聽，放棄表達。雖然表達，是我唯一磨煉的技藝。
我想完成這近於不可能的任務，為卑微的力量，做無言的見證。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青苔不會消失：附著在土地上既邊緣 又無人問津的一群人》，作者袁凌，1973年生，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著名作家、媒體人，曾發表有影響力的調查和特稿報導多篇。獲得騰訊書院文學獎2015年度非虛構作家，歸園雅集2014年度散文獎等。作品《走出馬三家》和《守夜人高華》獲得2012、2013騰訊年度特稿和調查報導獎，暨南方傳媒研究兩屆年度致敬。已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從出生地開始》、《我們的命是這麼土》、《在唐詩中穿行》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