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國際事務應該由誰來做決策？
民主理論中本來就存在關於「邊界問題」的辯論：誰有權參加民主決策程序？人們通常認為這個問題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民主理論沒有提供界定「人民」的內部解決方案：除非我們已經知道誰有資格參加國際的民主程序，否則我們不知道誰會包含在最初的決策過程中。如果蔡英文的瘦肉精美豬美牛開放進口，一點都不甩立法院，也就是完全不在乎朝野的意見，你會對台灣未來加入國際組織之後，蔡英文會如何取得國內的共識，來進行國際談判的基礎嗎？台灣的國際事務應該由誰來做決策？我們都可以放任蔡英文一個人吆喝幾個閨蜜在小房間裡面說做就做嗎？
人類是道德關注的最終單元
全球民主主義者認為個別的國家應該「集體」統治自己。在國際事務決策權轉移到國際組織之前，國內的各個政黨以及政治意見領袖，首先應該在決策中擁有大致平等的發言權，這是民主的簡單定義及要求。我們為什麼要追求民主？因為民主是一種自我決策的寶貴方法。這個「工具性」主張取決於民主的結果是否有益，特別是與其他選擇相比。最普遍的內在主張與世界主義有關，全球民主的許多支持者已將其作為激勵該項目的道德基礎。 耶魯大學全球司法計劃主任和萊特納哲學與國際事務教授托馬斯·波格（Thomas Pogge)認為，世界主義者至少具有以下信念：1）人類是道德關注的最終單元；2）這種身份平等地適用於所有人類；3）每個人都應被其他所有人視為關注的最終單位。全球民主經由將所有人視為能夠平等地控制共同命運的道德而有助於實現這一世界主義理想。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全球民主主義者」之間就其國際承諾的範圍仍存在分歧。儘管幾乎所有全球民主人士都將「個人」視為關注的基本對象，許多支持者認為，關係質量在制定規範性處方時仍然很不容易。因此，「民族」作為國際的「社區」最重要的群體，出於道義或務實必須在全球民主政治中站出來。
文學中還提出了其他一些內在的論點。這些主張都表明，全球民主在道德上是可取的，而與所產生的利益無關。例如，許多學者提出，全球民主表現了平等，自治，非統治和人權，這些基本權利本來就是人類應為自己著想，並因此為追求超越國界的民主提供額外的道德基礎（與世界主義有關，但有時不同於世界主義）。
「民族」是國際的「社區」最重要的群體
「民族」作為國際的「社區」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群體，這對於一個國家裡有很多「民族」的大國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新冠疫情之後，中國成為國際的大蜂窩。一帶一路的全球串聯、香港反送中的問題、維吾爾集中營的問題、南海爭奪戰，以及最近發生的中印邊界衝突、蒙古的學校教學語言之爭。一個又一個事端，使國際拼命地給中國貼上專制獨裁的標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