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世界主要政府都基於國家經濟及世界市場經濟皆不容被進一步破滅傷害，而必須將剛性「封鎖」「行動禁制」之實質「經濟社會戒嚴」措施予以解封開放，但在臺灣，蔡英文政府卻還在持續加強施行不缀，直令國際社會也同感驚駭。
為Covid-19疫災祭起「經濟社會戒嚴」
為了緊急防抗Covid-19疫災流感危機衝擊，全球主要國家政府幾乎同步祭起，既往六個世紀未曾動用過的「封鎖」「行動禁制」之實質「經濟社會戒嚴」措施，立即肇致全世界2020年經濟發展與個別國家社會成長「全面性大當機」而窒息；因此，幾乎沒有一個國家不在短暫「戒嚴」不到二、三個月後，緊急解封開放。
在臺灣，蔡英文政府在「敵中」「反中」「抗中」的意識形態治國政略堅持之下，當然爽利從眾及時加碼跟進採行「封鎖」「行動禁制」之「經濟社會戒嚴」措施，但是由於廣泛多元濫行此項剛性「戒嚴」所能創造的綠色執政黨私利益實在太大，以至於蔡英文政府根本不顧整體經濟社會及民生福祉窒息頹壞的主觀禍患，以及國際社會競相為復正國家及國際市場經濟營運常態而緊急解封開放的客觀現實，仍然還會在臺灣，繼續堅持濫行「經濟社會戒嚴」措施到底。
祇有臺灣竟以行政命令違憲實施
僅行政院一紙行政命令就率爾違憲實施超過三個三個月的「臺灣經濟大戒嚴」，已實質窒息了臺灣經濟社會發展成長，全面挫敗了工商產業經濟運作運行常態；更在防抗Covid-19疫災流感危機衝擊的凜然大纛之下，無限上綱恣意泛用行使「封鎖」「行動禁制」之剛性限令，不但根本窒息臺灣產業經濟與社會民生經濟的常態運作及其實力活力，更藉此嚴重抑制摧毀了臺灣社會言論自由、行動自由、集會遊行自由等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甚至於藉以恣意破毀國家司法體制公正性、法制規範正義理則、國家經濟財政秩序之維護、國家人事行政的倫理秩序，幾乎是藉由此一違憲「戒嚴」的剛性限令，遂行了根本撕毀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之目的。究竟何時，這種根本違憲施行的「臺灣經濟戒嚴」才得以開封解放，正是國內外共所關注的大哉民主政治體制及全體國民福祉問題。但不知道，誰能給出答案。
藉勢藉端趁機利用Covid-19大流感災變的「妨疫抗疫」國家安全大帽子之名，受災國家所緊急採取史無前例的「封鎖」(Lockdown)「行動禁制」(Mobility Curbs)等實質「經濟大戒嚴」措施，但卻因為「政經社會不可承受之重」的經濟發展劇創，都在三個月內解封開禁；臺灣執政當局卻見機心喜地，大張旗鼓地從眾採行這一強烈剛性的「經濟大戒嚴」，趁機迭迭遂行諸多「執政黨私之利」掏空國庫及摧毀國家體制的無理非法，乃至當國際間逐一解封開禁「經濟戒嚴」措施之際，臺灣還會繼續堅持不鬆手。
大大迥異於既往的「政治戒嚴」「軍事戒嚴」
在全世界經濟發展經驗中，臺灣是不乏「戒嚴」經驗的社會。第一次「戒嚴」是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於1949年5月19日頒布戒嚴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至1987年由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宣布1987年7月15日解除該戒嚴令止，共持續38年56天，在國際間應該算得是實施「戒嚴」時間最長國家之一。但這次以防疫抗疫為名，沒有發布戒嚴令卻有絕對實質施行戒嚴事實的「戒嚴」，對國家經濟社會的破毀挫害更是既深遠且廣大。
這一次「戒嚴」是大大迥異於既往1949年「政治戒嚴」「軍事戒嚴」的一種，即使是在全世界各國經驗中，也是不曾有過的國際首見全新型態「經濟戒嚴」；為了防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感染疫災擴散，先進國家都以元首「緊急命令」，或是經由最高民意機關程序授權而採行；但在臺灣，蔡英文政府竟然無視於民主憲政體制國家最基本理則，迴避了一紙元首「緊急命令」或最高民意機關法序，而逕由行政院層級以下的治理機關，就公然違憲且擅權專制地自行宣布成立一個「可以凌越」五院轄理權力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定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擔任全權指揮官，自2020年1月23日10點起，蠻橫地針對全國所有地區，全權實施執行絕對剛性「封鎖」「行動禁制」等實質「經濟戒嚴」措施。
Covid-19是全球第四次冠狀病毒疫災也最輕微
從2020年初直到今天，無論國內或國外輒見的評述論斷，幾乎都慣性地直指：Covid-19疫災如何又如何衝擊扭變國際經濟社會與全球市場組織結構基本運作；然則，事實上會肇致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成長頓挫、國際市場經濟運行隔絕斷裂的，不是Covid-19疫災本身會對人體生命造成傷害剝奪與對個人家庭所得的折損，其能帶來個體經濟影響相當有限，而真正會重大衝擊影響經濟社會運轉常態的是，政府當局動用威勢公權力超額剛性行使的防疫政策所肇致，而且這次抗防Covid-19疫災的政策，是歷史性創舉的「封鎖」「行動禁制」之實質「經濟社會戒嚴」措施。
事實上，冠狀病毒流感的出現，Covid-19並非創舉第一次，祇是面對此次疫災，各國政府公權力介入的對策措施，在治國政策理念上，大大迥異於之前三次。
冠狀病毒流感，首見於1918年所謂的《西班牙大流感》或《H1N1》大流感，在1918年全球總人口數37億人，祇有現今2020年世界總人口75億人一半不到，卻有將近一億人感染死亡，致死率超過15%，顯見首度冠狀病毒瘟疫情事之險峻；第二次冠狀病毒流感，是2003年發生在亞洲黃種人密集區域的SARS，感染死亡八千餘人，致死率在10%上下，而當年臺灣地區死亡人數超過一千多人，甚至有多位醫生及護士為此因公殉職，震撼整個臺灣社會；第三次冠狀病毒大流感，是爆發於2007年的H1N5，主要感染與致死的，幾乎是限於歐美國家的白種人，致死率為3%-10%，各染疫國家之間情境狀況有所不同。
Covid-19新冠病毒疫情，算是全世界第四次爆發的冠狀病毒大流感，截至2020年9月12日，全球累計確診感染病例超過2,849萬人，感染致死91萬5千多人，致死率不到萬分之一點三(確診者之致死率也不超過3.2%)，所以說，Covid-19與百年來前三次冠狀病毒流感的情況相比，應該算得是「極其輕微」的一次世界級瘟疫流感；相對在臺灣，疫災狀況尤其輕微，截至2020年9月12日，全區域確診感染498例，致死7人(即確診者之致死率1.4%)。
從「重點局部戒嚴」到「全社會戒嚴」大不相同
前三回合冠狀病毒流感瘟疫，對整體經濟社會的常態運作與績效表現衝擊影響，可謂相當有限，而且從受創到復正的經濟社會復甦時間，都未超過一季三個月；但是，這次Covid-19卻超過半年時間都未能善罷干休，許多「世界級公衛專家」更信誓旦旦認為，可能拖到2021年底，都難謂其能真正告一段落結束。
這種政策情境迥異的對比，最大差異在於與前三回合相較的政策機制對策抉擇，相當不同：一方面是政府政策介入干預的積極性與剛性程度大不相同，另一方面是政府採行對策措施，所要達成的治國政策目標大不相同。
事實上，針對冠狀病毒流感瘟疫來襲，各國政府都以「國家緊急狀況」來應對，而實質採取「戒嚴」對策；但是「重點局部戒嚴」與「全社會戒嚴」有別。
前三回合幾乎都是「封鎖醫院」式的「醫療院所戒嚴」或者「局部戒嚴」方式，以重點醫療院所作為關鍵性的「封鎖」與「行動禁制」範圍與對象，其所追求的政策目標，祇是如何{全力降低致死率}。
而此次面對Covid-19新冠病毒疫情所創世採取的防抗對策，卻是「封鎖社會」式的「全社會戒嚴」，2020年初以來高度剛性「封鎖」與「行動禁制」的標的，已是「整個經濟社會」，而過去被重點戒嚴的醫療院所，乃至絕大多數包括公共交通運輸服務在內的所有「公共服務機構組織」，卻反過來都成為「經濟戒嚴」代理執行者，根本切斷或閹割了其在疫災期間所最應該發揮的公共功能角色。
重創經濟的是政府政策不是疫災本身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20年「整個經濟社會都納入戒嚴」所追求政策目標，卻已經不再是{全力降低致死率}，反而卻是「根本不可能任務」的{零確診率}！
凡有最起碼專業知識概念的社會菁英都了解，要使大流感瘟疫「零檢出零感染」，的確是「天方夜譚」式的「超現實主義的虛幻理想目標」。
事實上，確診感染者，可能的致死率祇有萬分之一點三之低，足見這種絕對剛性封鎖禁制對策，恐怕在歷史上也就祇有「醫師治國」模式社會，才有可能見到，16世紀荷蘭人嚴厲批判醫師治國「絕對誤國敗國」的前車之鑑，竟沒有給予廿一世紀先進國家社會政府多少教訓，真是令人駭異不已；而在臺灣之例，更創造出「牙醫師治國」的莫大驚世駭俗怪事之舉，更加不可思議。
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當絕大多數國家都在晉入九月仲秋之際，已紛紛加速積極解封，冀謀搶救頹敗經濟之時，臺灣不動如山，甚至於還對外聲言，要更加重採行第二波剛性封鎖禁制，越發讓人駭異不止。
徹底撕裂了所有大小經濟體之間的互動聯結關係
為什麼說，2020年Covid-19疫災防疫抗疫對策的多數先進國家社會，所採取的是既往六個世紀以來未曾有過的實質「經濟社會大戒嚴」呢？主要是，2020年3月起多數先進國家社會的防疫抗疫對策，所剛性施行的核心主軸政策作法，就是{封鎖}(Lockdown)與{行動禁制} (Mobility Curb)；封鎖，主要措施是「鎖國」「封城」「斷路」，而行動禁制令，則是針對整個國家社會所有「個人行動自由」，根本絕對違憲地予以全面性剝奪與限制，基本上，兩者所為的效果是「疏離」，讓社會疏離、機構疏離、家戶疏離，乃至於所有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疏離，無計任何公私倫理道德關係的疏離。
封鎖、行動禁制所肇致的疏離( alienated, estranged )，使得三十多年來已然高度全球化繁忙無縫聯結的經濟互動社會，頓時撕裂了所有型態大小經濟體之間的互動聯結關係，使任何經濟體都「被孤島化」，脫開了彼此之間既有的互動互依互相接軌融合樣態。
全球GDP損失20% 總金額11兆美元以上
封鎖，隔離了機構、組織、系統、體制、機制的鏈結互依互動關係，使得商務、旅遊、交易(貿易)、家庭家族活動圈，都同遭肢解、碎裂，國際間乃至於國境之內的社區社群族群之間，所有商務公務私務旅次，悉數因此停擺；
行動禁制，隔離了所有個人個體的「移動自由」「互動自由」「連動自由」，集會、上課、上班、上工、旅遊訪友、家庭活動等一律禁制。
在剛性封鎖與行動禁制的交互作用效應之下，物流商流以及人流客流為之滯緩甚至於中止停擺。
IMF的最新總體經濟盤點估測認為，2020年全世界經濟成長將呈現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 -6%以下水準，而僅2020上半年，全球GDP總金額將損失11兆美元以上，亦即是說，全世界經濟總生產值，將因為這一錯誤「防疫政策」措施，而一口氣損失掉15%以上份額，可能未來十年之內都難以彌補回來。
先進社會急忙解封的原因
這種絕對剛性的經濟戒嚴，對經濟社會的實力與活力都具有莫大的殺傷力與挫敗力，更重要的是，切割了也阻斷了所有大小社會乃至組織機構的聯網聯絡關係，是一種最極端激烈的「個體化絕對保護主義」，也讓好不容易才在1980年代之後建立起來的「全球化經貿產業聯網系絡」完全為之摧毀殆盡。
凡是為防疫抗疫而採取「封鎖」及「行動禁制」先進國家社會，就在短短的三個月不到時間，就造成整體「陸路交通運輸」能量與使用率都倒退30年，回到1990年代初期，基礎建設猶尚極度缺漏的時代，陸路運輸不暢，尤其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社會的「內需市場」的活動力與自律自主機能造成絕對挫傷，使2020年經濟總量及成長動能，至少減損八成以上的萎縮，甚至於造成GDP成長率負6%以下的重大挫敗現象。
這也正是今天所見既已採取「全面經濟戒嚴」或「局部經濟戒嚴」國家，都在不到三個月時間之內，就「不顧百姓死活地」趕緊解封的原因。
德國從「經濟戒嚴」之害中翻轉回彈
德國是箇中最鮮活典範的著例，最能彰顯為防疫抗疫而「經濟戒嚴」之害。
德國在2020年春天3、4兩個月實施剛性「防疫封鎖措施」的「全面經濟戒嚴」，工業生產急劇大幅滑降，經濟成長率也以兩位數速率驟然直線緩宕；然則，5月防疫封鎖措施解除後，整體經濟表現5、6、7月連續3個月顯著翻升；7月工業生產已自4月谷底水準，巨幅返升近20%，工廠訂單成長近45%，的和前一個月相比攀升1.2% 。德國5、6月工業生產分別成長7.4%和9.3%，從3、4兩個月大幅滑降中復甦。
德國從防疫封鎖立即挫敗產業經濟發展勁力，及至解封之後的顯著返升復甦，「立即解除經濟戒嚴」的整體經濟表現遠優於預期；以至於九月最新經濟預測，推計2020年經濟成長將不會萎縮6.3%以上，可能萎縮幅度祇會少於5%不到。
脫歐談判中的英國也因解封開放復活
正為脫歐談判焦頭爛額的英國，也跟德國的情境狀況極其近似，在3、4月份短暫實施剛性封鎖、行動禁制的「經濟戒嚴」，立即肇致經濟生產急墜而下，也在5月解封開放，旋即連續三個月成長，特別是拜酒吧與餐廳等場所放寬防疫措施之賜，2020年7月GDP月增6.6%，至於規模較小的製造業與營建業，兩者產出成長幅度，也同樣遠遠優於預期，顯示短暫實「經濟戒嚴」的解除，已促使英國經濟從「新冠疫情龐大衝擊」中回復經濟動能與活力；智庫機構的分析也樂觀預估2020年第三季英國經濟復甦成長幅度可望改寫新高。
疫災致死代價遠遠抵不上經濟萎頓痛苦
儘管疫情最初爆發地中國以及包括英國、澳大利亞和韓國在內的一些先進經濟體，都曾在地方經濟層次重新實施「局部性封鎖及行動禁制」，且有可能在新一波確診感染率再上升時，進行全國範圍內實施「全面性封鎖及行動禁制」，但是對於許多開發中貧窮國家來說，這種做法已是絕對的不可行。
在截至2020年6月的三個月裡，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的印度，由於莫迪(Narendra Modi)為了遏制疫情，針對印度全國商業活動和人員貨物流動實施了剛性限制的「全面性行動禁制」之準經濟戒嚴，以致造成印度經濟總量直直萎縮約四分之一；同期，墨西哥的經濟總產出較2020年第一季遽降17%；秘魯則更收縮了27%，受到的全國經濟重創尤其最大；而截至2020年6月疫情最嚴重的3個月裡，南非GDP總值也大幅下降13%左右。
經濟受創國家得不到國際社會援手
從印度、南非以及拉丁美洲國家情況顯示，在大多數情況下，低所得國家普遍無法對抗新冠病毒疫情，乃至不得不放棄從眾採行剛性「封鎖及行動禁制」措施，因為這類「經濟戒嚴」行動，所將付出的是，極低的致死率以及超高的經濟痛苦。
尤其是，絕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一旦有陷入經濟停滯風險，倘若沒有得到全球協調一致救援行動來協力復正，則這條經濟停滯萎退之路，勢將很難回頭。
更何況，開發中國家採取財政和其他貨幣救濟政策行動能力，比起一般先進經濟體國家，受到更大的侷限。當全世界經濟成長全面性處在於欲振乏力背景之下，開發中國家一旦遭遇到任何經濟社會的多重衝擊，在現況下所可能獲致國際社會乃至其他國家的大力援手，依歷史經驗看，一向都會太少而且太晚。
這種情境狀況，對臺灣而言，尤其應該引為借鏡，而更須提高危機意識。
新興國家哪敢跟進採行這種戒嚴
Covid-19在2020年初乍然閃現，快速擴散到先進經濟社會及新興市場經濟體。受災國家政府，從中國「武漢封城」中得到啟發，也隨即祭起過去一百多年瘟疫流感經歷中不曾採行的剛性「封鎖」「行動禁制」型態「經濟社會大戒嚴」措施；甚至一改既往經驗，將防疫抗疫的對策願景目標，從「致力降低致死率」改懸極端夢幻且根本不可能企及的「壓低確診率」，甚至是絕無可能達成的「零確診」乃至於「零驗出」的蛋頭醫生治國夢幻。
由於這種曠世激越的「經濟戒嚴」對於本國經濟社會乃至全球市場經濟運轉的殺傷力實在太絕太深太大，使得採行國家政府在其經濟挫損情況超額嚴厲之下，為了保住國家經濟存亡命脈，多在經濟戒嚴實施不逾兩個月時間之內，緊急喊停，並配合強力貨幣財政措施，力圖拉抬經濟復原；但在絕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除了中國的「局部及短期戒嚴」外，根本沒有幾個國家政府敢於採行這種戒嚴。
為什麼臺灣還不能開封解放？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洎自2020年5月1日開始以來，除了臺灣之外，全世界已經沒有一個國家不趕緊回歸到前三次冠狀病毒短期肆虐的對策經驗式：經濟社會解封開放，祇側重關注致死率降低而減少對確診率數據之恐懼症發作。
臺灣的「經濟戒嚴」已經超過三個三個月時間，已經引起國際大側目，也因此更讓世界各國不敢針對臺灣旅次之解封開放；事實上，究之深裡底蘊，蔡英文政府的「濫用經濟戒嚴而死抱不開放」，並非真正想用這種戒嚴方式來防疫抗疫，而是拿這種戒嚴來作為「達成政治目的」「打壓反對勢力」的防衛性政治武器；也更拿這種戒嚴作為執政黨及主政當局「政治醜聞」「政治迫害社會正義公益」「徇私禍國敗國」「掏空國庫經營黨私」等劣行的障眼遮羞布。
頭腦清晰、照子明亮的觀察家先進，早已預測，這種剛性「經濟戒嚴」措施，必將持續掌握在蔡英文手中予以超額濫用，堅持不放過「繼續專制統治臺灣人民」。較樂觀看法是，最起碼也會拖過2020年11月3日助選川普連任成功之日以後。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