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種種的應戰措施使日本認為脅迫宋「就地解決」的計畫有可能因此落空，外務省於是在16日訓電日高參事官，令其嚴重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停止一切挑戰言行，不得妨礙現地當局實行解決條件」。
日本見脅迫宋哲元「就地解決」的目的未達到，拒絕了國民政府雙方同時撤退增援部隊的要求。21日，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往訪廣田外相，再次要求確定時日，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並將軍隊撤至原駐地。
可以說，「不擴大方針」首先是以「確保」平津二市，以利於控制冀察為主要目標，是進攻性的，至於「不擴大派」領袖石原莞爾「向山海關撤退」的意見，只是個別的、一時的主張，並沒有為日本政府的「不擴大方針」所接納……至「廊坊」、「廣安門」兩事件發生，日本見不戰而勝的策略已無法迫使中國屈服，遂於7月28日向平津地區的中國第二十九軍發動攻擊，中日戰爭事實上由此展開。
但讓日本意外的是，8月13日，即華北會戰在南口（在今北京市昌平區境）打響的次日，上海事變發生。15日，蔣中正下達總動員令，決定實施全面抗戰，並很快將主戰場移至上海，從而打亂了日本的戰略計畫和軍事部署。日本政府見「不擴大方針」中不戰而勝或小戰即勝的企圖已無法得逞，遂於蔣中正下達總動員令的同日發表聲明，宣稱要採取「斷然措施」，17日，決定放棄「不擴大方針」，9月2日又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決定將「華北事變」改稱為「中國事變」，並決定派遣大量師團陸續開往中國華北和上海地區，中日戰爭迅速升級。（註八）
（2）從日本戰後對於淞滬戰役的回顧來印證轉移軸線的作用
日本在戰後整理的《對華作戰紀要叢書》之《（1）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中寫道：
1937年8月9日傍晚18：30，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西部派遣隊長大山勇夫中尉（同日生效為大尉）等，發生被中國保安隊在虹口機場（上海西方大約8公里）附近馬路被槍殺事件。10日上早晨，中日上海當局一同派遣調查人員前往事發現場勘驗，雖明瞭了中國方面的不法行為，但中國方面卻未予承認。對此，日本軍第三艦隊認為，整起事件的起因在於中國方面超過限度的軍備作為導致處置失當，因此要求中國方面需將保安隊撤除並撤除停戰協定區內的所有軍事設施。但，中國方面反而增強保安隊，同時也在租界四周構築防禦陣地，這對日本是一種嚴重的挑釁，於是司令官決心增強海軍兵力，下令在佐世堡待命中的部隊要立即推進至上海……上海局勢因此陷入緊張。
11日，日本駐南京的大使館接到英美法義四國大使發出「不能使戰火波及上海」的共同通告，日本政府因此經由川越大使答覆：「如中國方面遵守停戰協定，日方也同意不採取戰鬥…」又於13日，由駐上海的英美法三國總領事，對日本總領事與上海市長，提示調停具體案，表示從中協助斡旋的意向。因此雙方均答覆，請示其本國政府……同日上午10：30左右，駐守於商務印書館附近的中國軍隊突然向日本海軍陸戰陣地發起攻擊……淞滬戰役正式開打。日軍在淞滬會戰爆發之初，在8月15日組成—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參謀長飯沼守少將），轄第3師團（師團長藤田進中將）、第11師團（師團長山室宗武中將，缺天谷支隊）與獨立飛行第6中隊。隨著戰事陷入膠著，9月中旬，日軍在上海的地面兵力增加至3個半師團。10月初，當時參謀本部依當時的國際情勢研判，蘇聯可能最快在11、12月的晚秋初冬之時，對日本發動攻擊，因此日軍必須在此之結束淞滬戰役，因此在10月5日由下村定（1887～1968，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0期）主持的參謀本部第一部，決定－－將部分用於華北的兵力，轉移至上海方面。日軍所制訂的作戰方針是：迅速截斷上海四周，以斷絕經濟的方式迫使中國屈服；亦即—以上海為日軍主戰場，打擊國軍主力，以謀求戰爭之結束，這樣才能應付蘇聯可能出兵、避免兩頭作戰的危機。10月29日，支那方面軍正式組建完成，由松井石根擔任司令官，將上海派遣軍（第3師團、第9師團、第11師團、第13師團、第101師團、第16師團）和新從日本本土調來的10月20日剛剛編成的第十軍（第6師團、第18師團、第114師團）納入其戰鬥序列，日軍在上海華中一帶的地面兵力增加為9個師團、另2個旅團。而原本主戰的華北戰場兵力減為兩個軍（轄7個師團），這代表中日主力對決的戰場已由華北轉至華中，留在日本本土的常備師團，僅剩近衛與第7兩個師團。（註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