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學與時代
「台灣的文學，在日本統治時代，比任何藝術部門，總受著更大的壓迫，和歪曲事實的鉗制，在五四運動以後，台灣就有民族主義文學的產生，此間已有不少傑出的作家。」
這是台灣掙脫日本半個世紀的殖民地統治之後，王白淵在第一篇介紹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論著中，開頭的第一段話。第一個把自話文的真正價值具體地提示到大眾之前的，便是懶雲（賴和）的白話文學作品。在一個文言文的世界中，以先人 所以為淺薄租鄙的自話文為文學表現的工具，寫大人先生輩以為鄙野不文而唾棄的小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大膽的、冒驗性的嚐試。而由於他的創作天才和文學上的素養，幸而成功地完成了這個嚐試，並且多少給予自話文陣營以自信，並煽起無數青年對於「小說」的熱烈的愛好。
這是日據時代，楊守愚在「賴和先生悼念特輯」給予賴和的評價。
賴和是仁醫，也是日據下著名的社會運動者，從一九一三年十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之後，一直以文化抵抗的方式，堅決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在台灣新文化啟蒙時期，他是「現代以前之學藝文化」轉變為「現代性學藝 文化」的重要推動者之一。賴和以他的新文學創作，首先奠定了台灣新文學的基礎，並深遠影響同時代及後一輩的台灣作家，形成蓬蓬勃勃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在他生前，即以文學成就被文學界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
賴和的文學，當然一部分由於他的天分，一部分受到五四新文學思潮的影響，得風氣之先，而更重要的則是透過社會運動實踐而來，所以他的文學與時代有密切 的關係。此外，尚須追索他的出身背景，以及年輕時代的活動，我們才能進一步瞭解賴和的思想和他的文學。
然而由於賴和堅決抵抗日本的態度，在他一生中曾兩度被捕下獄，後一次是日本憲兵隊與警務局聯合審問他，欲究明抗日戰爭末期，在香港奉命籌設中國國民黨 台灣省黨部，對台進行工作的翁俊明和他的關係，被拘留五十多天，始於一九四二年元月因病重出獄，隔年一月三十一日病逝，未能目睹台灣的光復。賴和一生的活動，有些至今仍是歷史之謎。這是我們要探討賴和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時代，是否涉及同盟會在台的外聞組織復元會的主要動機。
賴和的思想主要是透過文學表現出來，他並且是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主要推動者，研究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必須先通過賴和，方能掌握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內涵與精神。
二、民族意識與復元會
賴和，原名賴河，清光緒廿年 （一八九四） 四月廿五日生於彰化街市仔尾，其 父賴天送，母戴氏允之長子。賴和出生這年七月一日因朝鮮問題引發甲午戰爭，在 新興帝國主義日本的強大戰力下，滿清海陸兩戰皆敗。翠年四月十七日簽定馬關條 約，其中之一款部割讓台澎。隨後台灣民眾雖經頑強抵抗，但終遭日本以武力佔領。賴和和當時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一樣，從此被迫轉籍日本。
生存在這樣劇烈變化的世代，賴和從小仍留著辮子在傳統環境中成長。直到上 公學校，「意識裡，仍覺得沒有一條辮子拖在背後，就不像是人」，這是當時 台灣社會普遍留存的現象，顯示台灣不是外來的日本文化所能輕易同化。甚至賴和後來接受當時所能受的最高等教育─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五年醫學教育，成為醫生之後，仍有「我生不幸為俘囚」之嘆。這種強烈的民族意識，成為他思想的底流，不論在社會運動或新文學運動中皆貫流其中。
賴和民族意識的由來，除了源於中原文化的遺澤，我們考察他受教育的背景，更可進一步了解。賴和十歲時先被家人送入書房學習漢文，然後在日政府政策下始入公學校 「讀日本書」，每天早晨上公學校之前先上書房早讀，下課後再到書 房上課。起先雖是被動的學習，日久也打下了漢文的基礎。十四歲入小逸堂拜黃悼其 （黃漢）為師，「因夫子教導有方，我等學生皆甚契洽，遂成一系無形之統」。經由書房教育，賴和與中原文化的大傳統更進一步接近。賴和原先的家庭背景，是比較屬於民間生活的小傳統，這只要從他祖父賴知以弄鈑（弄鏡）為生，其父天送以道士為業即可 看得出來。由於書房教育，尤其是小逸堂這一階段，使得賴和其備了寬廣的文化視野，對於未來的路線，有極深刻的影響。
賴和公學校畢業後，起先家人不允其再進上級學校，有人勸他去做補大人（巡查補─助理警察），賴和不願為之，一九０九年五月，賴和十六歲，以最低的年齡，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十三期，這是當時台灣人最好的出路。由這一試郎中的經歷來看，賴和「看來不過庸夫相，那得聰明爾許多」的讚譽，其實在少年時代即充分表現了。醫學校教育使得賴和超越了他原先的家庭背景，爾後以醫生的身分行醫濟世，被低他一期的蔣清水邀請加入台灣文化協會為理事，更使得賴和與台灣文化抵抗的運動，緊密的結合起來。
在醫學校前後五年（一九０九～一九一四），現有資料仍不易充分探究他青年期的心路歷程。青年階段是一個人型塑思想、養成人格，趨近成熟、完成的最重要時期。 現在我們 （包括他的家屬），對於這一階段，除了知道賴和是一位醫學生之外，有關 他的思想、活動，所知仍然極為有限。
值得重視而一直未被提及的是賴和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時代，曾經涉及了復元會，導致與晚清同盟會有所淵源。復元會取義於恢復健康，是醫生行醫濟世的理想所在。復元會原係台灣總督府 醫學校的學生社團，「復元」兩字除了上述意義之外，其實含有「光復台灣」的宗冒。其中關鍵人物是賴和的同期同學翁俊明與王兆培。
王兆培，福建津州人，係中國革命同盟會福建分會會員，曾就讀於廈門救世醫院，因革命活動被滿清政府發覺，一九一０年春逃往台灣，轉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秘密吸收同學為革命伙伴，建立同盟會在台組織。
翁俊明於當年五月一日宣誓加入為會昌了由設在潭州的中國同盟會機關委任交通委員，化名翁樵，負責發展會務，九月三日且奉孫中山先生委派為台灣通訊員，中國革命同盟會台灣通訊處隨即成立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至一九一二年已得同志三十餘人，另外，一九一一年於醫學校成立的復元會，活動漸及於國語（日語）學校，推廣至農事試驗場，組織同盟會的外圍團體，仍以復元會為名，至一九一四年已得會員七十六人。
他們集會處在太平町之江山樓，促起啟蒙運動，聘人教習祖國正音國語，練習用中國語說話，每提到中國，均稱祖國，所有紀年均用祖國年號，絕不襲用日本人所稱之「支那汁」，另外亦常在蜢舺（萬華）之二仙樓、平樂遊酒家、和尚洲（蘆洲）相園，秘密集會，展開工作，密籌款項。一九三二年二次革命之際，翁俊明和杜聰明尚有潛往北京，計畫以細菌毒殺袁世凱的未遂舉動。現有資料，末全數載明參加復元會及同盟會的會員名單，賴和是否加入，是本節的重點所在，我們首先試由賴和留下的詩文，來加以思考：
第一，賴和的西式筆記簿原稿本，其中一首〈登樓〉提供了較為具體的例證，所登樓的樓，即是復元會會員時常聚會的江山樓。全詩如下：
一樓柳色晚晴天，放眼閉憑夕照邊。
滿路泥淳沒車馬 ，遠山雨後生雲姻。
丰江水漲春潮急，萬頃風平麥浪鮮。
如此江山竟淪沒，未知此責要誰肩。
全詩內含江山樓三字，而且到那里並非飲酒作樂，在春光明媚的景色之中，賴和的結語是 「如此江山竟淪沒，未知此責要誰肩」，那麼復元會 「光復台灣」的宗旨，已明顯的呈現出來了。如今尚未發現賴和以復元會或同盟會入詩文，這首 〈登樓〉特別值得我們重視。
第二，賴和是當時台灣最高學府，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生，是日本教育栽培出來的最傑出人材，一生創作全部都是漢文，居然連一篇日文作品也沒有，這絕非偶然。
第三，賴和一九二三年底因治警事件繫獄，在獄中申請看書，甚至亦使用日式漢文，不用假名（日本文字）書寫 。
第四，賴和作品向以傳統干支或西元繫年，絕未署日本年號。提到中國時就稱中國不稱支那，這與復元會或同盟會的主張完全符合，而且乙未割台之役賴和以世變稱之，稱台人為「漢族的遺民」，自稱「有遺老的氣質」。
第五，賴和寄情言志的傳統詩 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單看一九三九年秋天，應 社成立時，韻和手書的招集趣意書，即可略窺一二：
請看，現在我們的彰化。文風不振，詩道萎靡，致使人心敗壞，世風日下。那些人們，不是身就聲色，便是心迷利慾，把趨附認作識時務，把賣節當作達權變。是好久的了。當這時代，能獨標勁節，超然自在。不問季世沈淪的，惟有真正詩人拉（啦）。
這種精神是和台中的機社（一九０二年）、台甫的南社（一九０六年）、台北的瀛社（一九０九年）…，氣脈相遇的，都是以傳統詩來維繫民族精神。尤其當一九三七年六月報章雜誌的漢文欄被強迫取消之後，特別具有文化抵抗的深意在內。
第六，一九一二年底賴和開始練習新文學寫作，一九二五年正式發表新文學作品，語言的應用那是中國白話文，寫出任何中國人都可以讀得懂的作品，避過了台灣話某些有音無字使用上的困難。這當不僅是由閱讀中國白話文作品而來，極有可能年輕時渡海前往廈門博愛醫院行醫，曾學習過中文會話，甚至可遠推至醫學校時代，短期學過國語正音。
第七，孫中山先生逝世，一九二五年三月廿八日印刷的《台灣民報》即以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一文，來表達台灣同胞的哀悼之意，並曾於台北文化講 座舉行追悼會，賴和獲悉孫中山先生逝世，也曾分別寫下親聯輯詞（附圖三），其中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鞭詞中的最後一句：
「使這天宇崩 地軸拆 海橫流 山爆烈 永兢重歸 萬有毀絕 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比世間 永遠永遠的不滅」
賴和在最後不是使用一般的通稱「先生」，而是進一步的強調「我先生」，哀慟之情極為強烈。如果由賴和曾參與復元會甚或同盟會活動的角度來思索，我們可以得知結論，「先生」和「我先生」 的一字之差，當不僅具有修辭作用而己，在日本統治時代，這樣的用法是深具春秋筆意的。
＊作者為成功大學名譽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賴和研究論文集《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二版，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