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有《上海南京保衛戰》一書的李君山前輩，是以「為政略殉」來形容被蔣中正派往淞滬會戰的國軍將士。他在2017年出版的《蔣中正與中日開戰(1935-1938) : 國民政府之外交準備與策略運用》中，更加確立了蔣中正「中國問題，實為世界問題，決非中日兩國可以單獨解決；中日戰爭，起初雖為中日兩國國力之決鬥，最後乃係世界若干國家國力之決鬥」的立場。
顯見蔣中正期望的不只是西方國家干預，而且還希望西方國家，尤其是與中國隔了一條太平洋，從1900年門戶開放政策以來就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的美國能夠戰勝日本，建立一個有利於中華民國戰後發展的亞太秩序。蔣中正指出：「故中日戰爭之勝敗，須取決於世界戰爭；故不必以目前中日戰爭判定勝敗，而以得到世界戰爭最後之勝利為目的。」
《九國公約》的建立與挑戰
「不要當美國的馬前卒」，基本上從2000年以來就成為國民黨人或者統派政治人物時常掛在嘴邊，批評陳水扁政府的一句話，雖然等到馬英九上台後，也持續執行了這條奠定於蔣中正時代的「親美」國策達八年之久。顯然比起統一和獨立，「親美」才是今天藍綠的最大公約數，然而這條由蔣中正首創的親美國策，卻是從一開始就遭到來自國民黨內部的質疑與挑戰。
蔣中正採取親美政策，傳承的並不是孫中山先生的遺志，而是由他本人推翻的北洋政府之外交政策。北洋政府之所以親美，則來自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美英法為代表的歐美國家發現日本已經取代德國，成為挑戰西方亞太秩序的頭號威脅。所以在美國提倡下，比利時、英國、中國、法國、義大利、日本、荷蘭和葡萄牙齊聚華府召開九國會議。
由這九個國家簽署的《九國公約》體系，是近代史上遠東地區的第一個集體安全體系，目的在於維持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確保列強國家在中國有公平的貿易機會。也是靠著這個集體安全體系，中國得以經由談判迫使日本在山東問題上退讓，把這塊一戰期間從德國手中拿下的殖民地歸還給北洋政府。《九國公約》體系給了中國外交官信心，讓他們相信中國19世紀以來飽受列強欺凌的日子結束了。
然而多年來遭受西方冷落的孫中山，卻對《九國公約》體系持懷疑的態度，認為這不過是西方列強換一套面目繼續壓迫剝削中國的手段而已。而且這種包著糖衣的「毒藥」，比起過去帝國主義時代船堅砲利的侵略還具有欺騙性，看在孫中山眼中更是危險。所以國民黨在孫中山領導下，起初對《九國公約》體系持懷疑態度，而且還不惜與日本、蘇聯這兩大西方秩序的挑戰者建立夥伴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