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這麼做將強化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強硬派及解放軍的論點，那就是美國不只是一個競爭對手，而是一個「敵人」，那麼「不僅會加速美中關係的直線下墜，中國也會發展並採取新的灰色及深灰帶手段來騷擾並擠壓台灣，台灣的安全會受到危害而不是強化。」
對於貝德的觀點，已退休的前美國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亞洲安全事務研究員簡淑賢（Shirley Kan）有不同看法。
簡淑賢在任職美國國會研究處時長期追蹤美國政府的官方政策立場，針對《台灣關係法》、美國的一中政策及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寫過多篇研究報告，為國會議員提供立法參考。
前美國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亞洲安全事務研究員簡淑賢（Shirley Kan）
台灣關係法是唯一政策指引
簡淑賢（Shirley Kan）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家法律（law of the land），它是唯一重要文件。如果我們必須做選擇，它是唯一指引美國政策的文件。它比1982年里根總統給台灣的蔣經國總統的「六項保證」還要重要，而且《台灣關係法》也比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的任何公報還要重要。」
也因為《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唯一的對台政策指引，簡淑賢說，要確定的是，任何關於協助台灣自我防禦的宣示性聲明是否符合或偏離《台灣關係法》，這才是重要的問題，「而不是看它是否偏離對（美中關係）正常化時的理解。」
隨著台海緊張加劇，華盛頓和北京對於是否採取軍事行動的底線是什麼？彼此的紅線在哪裡？多位美國國會議員也提案要求美國終結戰略模糊政策，在台海對北京清楚劃下紅線。但是美國在什麼情況下會協防台灣？美國在台海議題上究竟應該採取戰略模糊或戰略清晰的政策？
對於這些問題，簡淑賢說，她認為在關於所謂紅線議題上討論必須極為小心，因為它可能是「有不同意涵的問題」（loaded questions），雖然戰略清晰或戰略模糊的辯論「從抽象的層次」來說很有意思，不過她認為在現實上，美國會在有需要清晰時清晰，而為了自身的利益，也會在「需要有彈性時保持模糊」。
她舉例說，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機時，柯林頓總統派遣不只一艘，而是兩艘航空母艦到台灣附近海域，「那是為了發出信號說，美國不想看到中國在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前破壞亞洲的和平穩定。在其他時候我們也曾經模糊過，而那種模糊有一部分其實是來自《台灣關係法》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