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1996年和2020年中國大陸選擇提出不同階段「15年遠景目標」的原因，還包括內部成長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上，中共做出了「兩個轉變」決定——即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成長方式從粗放式向集約式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同時，時任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還做出了「論十二大關係」作為未來發展指引（即《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這種轉變，對於當時已經歷18年改革開放的大陸而言，雖充滿陣痛，但符合改革階段的變化。需要將計劃經濟的殘留、粗放成長的習慣，逐步從經濟脈絡中剔除。
而現在，北京在過去半年，不斷強調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轉變的意義，並不遜於24年前。因為在「內循環」過程中，需要釋放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大數據等生產要素的活力。要素價格市場化與自由流動乃是塑造大陸內部統一大市場、促進內部大循環的前提條件。這輪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對於大陸的中長期經濟成長潛力，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其三，兩個時代中，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挑戰，也促使北京要做出更長遠的規劃。在前期皆經過一輪高速成長後，遇到外部衝擊和內部調整，是外需不足和週期調整，也是體制和結構性問題。在當年3月5日全國人大開幕會中，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發表長篇報告，披露了當時大陸的狀況：「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5年零售物價年均上漲11.4%。國有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較多，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收入分配關係還沒有理順，部分社會成員收入懸殊。經濟秩序還比較混亂。有些腐敗現象仍在蔓延滋長。一些地方社會治安狀況不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也面臨不少新的問題。」可見當時大陸不僅內部挑戰巨大，外部環境同樣不樂觀，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北京雖然剛從1989年六四事件後「解脫」出來，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談判仍然艱難；更緊迫的是，香港、澳門即將陸續回歸，而李登輝的執政使台海愈形緊張，美國及台灣都試圖測試北京的反應和底線。
面對複雜嚴峻的經濟形勢，1996年中國大陸開始進行宏觀調控和市場化改革，推動了去產能、去槓桿和結構轉型，開啟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篇章，奠定了2000年以後「黃金十年」的堅實基礎。
相較於1995年中共所面臨的外部局勢變化，當前大陸所面臨的環境複雜性則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正是中共上下在全球保守主義、逆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一再提示迎接百年變局的原因。今年7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其實中共高層說得直白：「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以及「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和「完善宏觀調控跨週期設計和調節」。如果說，當年的大陸在美蘇爭霸局面崩塌後失去了一種平衡感的話，那麼今天大陸則顯然成為美國首要打壓的「戰略競爭對手」，而且這種戰略上的壓力，已讓大陸社會越來越不舒服與焦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