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被火化、海葬，無視家屬保留遺體的強烈要求。同時無論各國政府、人道組織及外籍會診醫師，如何連番呼籲依循人道原則讓他出國醫病，中共皆充耳不聞，甚至斥責他們干涉中國內政。而劉由肝癌末期保外就醫直至死亡，所有訊息更是全面封鎖，如同杜甫描寫李白的淒涼景象「千秋萬歲名 ，寂寞身後事」。以上都說明了一件事：在一個「崛起巨龍」的腳下，任何個人都變得無比渺小，巨龍隨便動動便足以踩死許多人，何況劉曉波是欽命要犯，而中共近年也早已不把外界人權壓力放在眼裏。
劉因為零八憲章而四度入獄，關押期間榮獲諾貝爾和平奬。這極大觸怒了中共，大肆指摘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給「壞人」頒獎，是「對和平獎的褻凟及下流行為」。中共還對挪威展開一連串報復。中共外交部譴責挪威政府「支持諾貝爾委員會的錯誤決定，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尊嚴。」「把奨獎頒給劉曉波，是鼓勵中國境內的犯罪，也是對中國司法權的侵犯。」劉嘵波成為欽命要犯就是這樣開始的。
在全世界看來，劉曉波什麼罪也沒犯，如同諾貝爾和平獎委會說他：「從未犯下任何罪行，僅僅是行使他的公民權利。針對他的審判與囚禁都是不公義的。」什麼罪都未犯，卻成為欽命要犯，因為中共把中國「主權」及「內政權」無限上綱到前所未有高位，允許國家對人民仼意逮捕、生殺予奪，允許國家把台灣、東海、南海都劃歸中國「歷史主權」，還振振有詞，說頒獎給劉是「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尊嚴」「鼔勵中國境內的犯罪」「也是對中國司法權的侵犯」。自布丹及格老秀斯以來，如此扭曲及擴大解釋本國主權與司法權（相對就是壓制人權與公民權）的，除了中共，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國家了！
然而，中共從來不瞭解人權及公民權是什麼，一向都那麼霸道蠻橫，靠一句「主權」就要抹煞所有普世價值嗎？那也未必。中共和國民黨爭天下，人權及公民權（民主）是他們的重要訴求。廿世紀八〇年代，中國內部開始反省爭鳴，其間雖因六四天安門事件略有頓挫，但之後一直到廿一世紀前八年（以舉辦奧運為分水嶺），中國思想界基本上是朝更開放、更接近西方的軌道前進的。
隨便舉大陸當時的出版品為例。劉杰的《人權與國家主權》一書就指出，九〇年代中國學界逐步拋棄了以共黨意識形態界定人權的作法，認為人權就是人的權利，是做為人享有或該享有的權利。書中引用美國學者邁克·雷斯曼的話，說今天的國際法已回歸了主權的最初本質，它所保障的不再僅是「國家主權」，而是「人民主權」，國家也不再是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唯一主體，擁有主權的個人同樣擁有國際法上的主體地位。
而張鳳陽等人合著的《政治哲學關鍵詞》，第一篇就是談人權，說今天保障人權已受國際社會普遍認可，任何國家都不願冒天下之大不韙，以反人權來申明自己立場，人權於是成為偉大名詞和崇高目標。我們常用「慘無人道」「慘絕人寰」來譴責人權迫害，正因侵犯人權事件在現實生活中大量發生，我們更要堅持保障和維護人權。
該篇還列出人權主要內容：生命權（生命只有一次，因此不容無端殺戮，也不容將任何人置於毫無必要的危險境地）；自由權（個人既擁有獨一無二的生命權，就有權按照適合自己的方式支配身心。如果個人不能自我做主，那就意味他已失去靈體，不再具備真正的屬人價值）；獲助權（共同體內的成員，不能將別人的生命置之度外，在他人需要，特別是遭逢危難時，必須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等等。而大家看到，光是以上三項，中共在處理劉曉波問題上就全部違犯了。
劉曉波正是八〇年代以來，中國內部開始反省爭鳴，站在風尖浪頭的一個人。他之所以格外偉大，因為他看得非常遠。中國知識分子有誰敢像他說「台灣實質上已脫離大陸本土一百年，能否回歸大陸，應完全尊重台灣民眾的自由選擇。現在的世界已進入人權高於主權的時代，台灣也已成為世界主流文明中的合格成員，台灣民眾終於有了不受任何強權強制的自由。對台灣民眾如何選擇兩岸關係，台灣政府不能實施強制，其他政權就更不能！」
同時他因零八憲章被判十一年，他在法庭最後陳述中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
偉大的劉曉波、中國當代的良心，他選擇了做自我犧牲而不犧牲他人的民主烈士。他的不幸在於「崛起巨龍」越變越強大；而越強大的極權巨龍，越不能容忍民主自由及維權人士。如同《一九八四》老大哥奧布林對被迫害者溫斯頓說的：「記住，你這張臉要永遠被踐踏。叛亂犯（顛覆罪）必須永遠存在，如此才能不斷攻擊或侮辱他們。這是一個恐怖的世界，也是一個凱旋的世界。黨愈是有力，愈是不能容忍！反對者愈是弱小，暴政愈兇！」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