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偉與中國的若干改革派、開明派知識分子一樣，忽略了共產黨政權的本質比領導人的個性和風格更為重要。實際上，鄧小平不配得到如此讚譽，鄧採取某些跟毛不一樣的統治方式，更加實用主義，但他的目標跟毛一樣——捍衛共產黨一黨獨裁的模式。所以，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斷然下令屠殺和平示威、追求民主的學生和市民，這不是鄧小平偶然的決策失誤，乃是其壟斷權力的必然邏輯。同樣的道理，江澤民和胡錦濤跟習近平的差異，也是戰術上的，而非戰略上的。中國目前的種種危機，並不是回到以上兩個「軟威權主義」時期就能迎刃而解。
沈大偉的第二盲點是，無論是以二零零八年作為分界線，還是以二零一二年習近平接班作為分界線，最近一次中國的「收」階段已大大超過其總結的「收」的一般規律（兩年左右）。當下中國的政治模式，與其說是「硬威權主義」，不如說是「新極權主義」——以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論，黨的高壓和控制已超過天安門屠殺之後那三年的「新極權主義」；以西方政治學的標準來看，習近平的統治不是威權而是極權，因為習近平對民間社會和公共空間的摧毀已到了文革之後的最高峰。
是「鐵四角」而不是習近平決定了中國未來的路徑選擇
習近平為何拒絕政治改革？沈大偉認為，影響習近平決策的，首先是其個人經歷和思維方式。他指出：「以我對習近平與目前執政當局的瞭解，他們把政治當作一種『零和遊戲』——從他們的觀點看，分享權力與增加體制中的其他公民角色的權力，必定會走向『禪讓』的地步，也就等於他們個人力量與特權的減損。」驅動習近平作出政治決斷的，不是理性，而是恐懼。恐懼讓習近平一錯再錯，最終不可收拾。
而比習近平個人更重要的，是四個強有力的官僚機構的決定性影響。沈大偉指出，這四個機構彼此之間具有強大的厲害關係，支持加大政府控制，而結合成一個堅定聯盟，它們是：黨的宣傳機器、內部安全組織、國有企業部門，以及軍隊和準軍事單位（人民解放軍與武裝警察）。沈大偉稱之為「鐵四角」，它們使得中國走向嚴密的維穩和黨的全面控制。
中國的「鐵四角」權勢集團，與當年蘇聯發動「八一九」政變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極為相似。蘇聯的政變集團又稱「八人集團」，是由八位分別來自蘇聯政府、蘇聯共產黨、蘇聯軍隊、克格勃及國有企業特別是軍工企業的高層組成的強硬派利益團體。他們企圖通過軟禁、罷黜戈巴契夫來終結其改革政策，讓蘇聯回到史達林或勃列日涅夫的黨掌管一切的時代。他們的力量看上去如泰山壓頂，但他們早已脫離民心民情，短短三天時間就一敗塗地，或自殺身亡，或淪為階下囚。他們的失敗提前敲響了蘇聯及蘇聯共產黨的喪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