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1980年代，蔣經國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來對抗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確實顯得被動。在1982-1984年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他至少應該做兩件事以贏得香港民心：一是如宋美齡建議的，公開宣佈中華民國1997年後允許英國托管香港五十年；二是宣佈臺灣從1984-1997年，接受二十萬香港人投資移民。當時臺灣二千萬人口，經濟正高速發展，蔣經國如果能公開宣佈這兩項政策，吸引港人來臺投資移民，主動反擊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對臺灣有百益而無一害。可惜，蔣經國做外交謹小慎微，防守保臺有餘，主動出擊不足。
其實，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不是給臺灣人民的優惠，而是對蔣經國和國民黨的統戰，鄧小平曾多次呼籲國共兩黨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他說「如果國共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他們的歷史都會寫得好一些。」講得好像兩蔣很在意將來共產黨怎麼替他們寫傳記。鄧的言外之意是，只要國民黨願意歸順中共，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中共可以保障國民黨在臺利益不受侵犯。反過來，如果國民黨拒絕「一國兩制」，那麼臺灣本土力量就會起來，到頭來國民黨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在中英香港談判時，鄧小平還託柴契爾夫人傳話雷根，要雷根去說服蔣經國接受「一國兩制」。1987年3月9日，「美國在臺協會」主席羅大為告訴蔣經國：「過去幾年間，中共曾經設法影響美國，希望美國能夠促使總統先生與鄧小平去談判，甚至於要求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來作說客，勸服雷根對中華民國施壓力，這都被雷根所拒絕了，因為他認為這件事應該讓中國人自行來解決。」
如果蔣經國當時貪圖一黨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接受「一國兩制」，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統戰，堅決拒絕「一國兩制」。從蔣經國的角度看，「一國兩制」有三個本質缺陷： 1. 邏輯上矛盾性，如果「一國」很好，為何要「兩制」？「一國」和「兩制」在本質上存有衝突及不調和，「一國」總是優先於「兩制」。2.時間上過渡性 ，不是永恆的。終將趨向於「一國一制」，即中共一黨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制度。 3. 實行上壓制性，「兩制」並不對等。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目的是把臺灣、香港、澳門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下，臺灣才能享有「高度自治」。1985年12月9日，蔣經國與「美國在臺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提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臺北去否?如到臺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先總統蔣公曾經告訴我說：與中共談判就是自殺，所以無論中共如何威迫利誘，我們都不會變的。」
相反，蔣經國大力推動中華民國臺灣化，使中華民國走上民主化和本土化的不歸路。開放民主意味着國民黨有可能被選下台，蔣經國雖然既反對「一國兩制」，又反對臺獨；但是他不會不清楚，中華民國一旦真正民主化和本土化，堵死了「一國兩制」，實質臺獨則會成為必然趨勢。但對蔣經國而言，他寧冒臺獨之險，也不要統一於中共。蔣經國推動中華民國臺灣化，使「一國兩制」失去了着力點：後世的國民黨領導人可能為了保持自己的特權而願意當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省特首，但是，獲得自由民主的臺灣人民決不願意接受一個專制的太上皇。
1986年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強調，國民黨今天所面臨的局面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國民黨必須 「以變應變」。但是，萬變不能離其宗，「經國路線」的核心是「反共，親美，保臺」。李登輝曾指出：1986年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蔣經國就已正式終結反攻大陸的大中國路線，確立臺灣為主體的革新保臺路線。反觀三十年後的今日，吳敦義領導的國民黨，如果要繼續「經國路線」，就應該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明確反對「一國兩制」。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