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您說中共是「政治殭屍」，但這麼多年為什麼中共政權一直能夠維持？
蔡霞：首先，極權統治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更容易實現，因為人們要生存，生存是第一位的。第二，中國從來沒有進入過現代文明，幾千年就是這麼依附權力活下來的，民族文化、傳統習慣是依賴於權力，權力崇拜。你有權你就有本事，我能跟權力搭上關係，沾到權力的一點好處，別人就羨慕我，我也算有本事的人。第三，你可以看到平庸的惡，我們講美國、西方世界的政治冷漠，它是指的我可以不去投票，因為制度規定了我的基本權利，哪個黨上台，都不會動到我這塊，我可以不當政治的熱心人，但是我想投票想批評你的時候，你沒有任何權利可以阻擋我的投票。所以我們從政治學講，叫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都是有的，但中國你消極自由也沒有，積極自由也沒有，你不想幹的事他強迫你幹，你願意幹的事情他禁止你幹。而這個時候大家都想自己保自己，所以當權利沒有傷害到你的時候，你不會說話。槍打出頭鳥，這種殘酷鎮壓下，人人自保，不到你自己頭上你不會拼死反抗。
BBC中文：作為退休黨校教授和紅二代，您為什麼會站出來發聲？
蔡霞：我的父母從小熏陶我，讓我不能不關注別人，所以你讓我歲月靜好，蒙頭只過自己的日子，閉眼不看現實，我做不到。而且，我幾十年的學習研究思考，這個東西已經從我謀生的手段變成我自己願意做的興趣，或者說，因為這個社會的發展，它不僅僅是個興趣，是個責任。這就要說到我跟紅二代之間有些爭論，他們也不理解，你幹嘛要說話，你不是過得很好嗎。
但是我想說話，是我們父母的工作環境、工作條件讓我們享受了他們獲得的待遇，我們的住房、我們吃的飯都比普通老百姓好的多得多。在進入社會時，客觀上提供了高於別人的起點。文革的時候，我那麼多同學都上山下鄉，我沒有下鄉。所以我在想，我們的起點比別人高，父母創造了一開始就比別人高的社會人生起點，意味著你可以獲得很多利益。但是反過來講，你是憑藉特權獲得的，你不跟別人處在一個平等的起點上。所以後來我看到我的同學寫的文革中家庭的遭遇，就可以看到原來中國是有政治賤民的。你是政治貴族，他是政治賤民，你們不在一個起點上。你們在一個教室裡坐著，但並不意味著你們是平等的，你們的社會差距是極大的。但是你反過頭來再看，中共獲得政權後讓官員的孩子過得比別人好，但沒有讓所有老百姓都過得好。
我們這些人其實從小是享受了特權，是有原罪的。父母出來，參加這個當時講的革命，講的是人民當家做主，你現在覺得這個目標實現了嗎？沒有實現啊。你覺得你有沒有責任要推進這個國家往前走？我們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責」怎麼體現？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說我沒辦法不說話。所以李文亮那個簽名，學校問我為什麼要簽名，我就把這段話寫上去了，我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BBC中文：《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說，您不應當站到黨領導國家這一憲制規定的對立面，或者實際站到黨的領導的對立面。您怎麼看這個說法？
蔡霞：你問問他，這個黨在黨章上寫的是什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黨章上寫的是黨在憲法和國家範圍法律範圍內活動，除了制度明文規定的一些利益，它不可以謀取任何特權和私利。我是依據黨章的這些要求，我真誠信奉這些東西，我認為我做的東西跟它寫的東西沒錯，但跟他們現在實際幹的這些事情、提出的維護私利的東西，我顯然是站在對立面的。當初他們動員我入黨的時候，我相信他們黨章所說的這些東西我才加入的。當你在違背這些東西的時候，不是我違背了，是你違背了。
我要保持我自己真正相信的這些東西，保持我自身原則的一慣性和堅定性，我必須要離開這個黨，因為這個黨已經背叛了它在黨章上給人民的承諾，所以不是我站在黨的對立面，而是這個黨自己扒下了它的虛偽。如果說它過去還有幾分真誠的話，那它現在徹底把自己變成了它原來所宣稱的對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