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殘暴與恐怖及不合理的大破壞運動。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在一篇論文革的長文結論裡有這樣的幾句話：「對文革、甚至毛政權整體的評價。這是一本大書，一言難盡。我們只可說毛政權最後20年，不但搞得死人數千萬，文物財產被他破壞得無法補償。最糟的還是他把整個中國弄到廉恥喪盡，是非全無，幾乎到了萬劫不復的絕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復也。我們肯定在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第二次大轉型中，毛澤東政權，是傳統帝制的迴光返照。但是在2000年帝制傳統裡，也只有漢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賢的亂政，才差可與毛政權相比吧！」由此可知不僅毛澤東壞事做盡了，而且為禍之深、為害之烈也是前所未見。而錢鍾書卻碰到了。下面是根據楊絳的《從丙午到「流亡」》一書所記他們在文革中所吃的苦頭。楊絳說這僅僅是這場「大革命」裡的一個小小的側面呢！
1966年8月9日，楊絳下班回家，對錢鍾書說：「我今天『揪出來了』，你呢？」他說：「還沒有，快了吧？」果然三天後錢鍾書也被揪出來了。被揪出來後第一件事就要做一頂紙牌高帽子及名牌，以備第二天批鬥時戴上掛上。錢鍾書的罪名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楊絳的罪名是「資產階級學者」。在文革時凡是一個人被揪出來後，這個人就像罪犯一樣，就沒有人權，任何人可以侮辱你，可以指使你。有一天錢鍾書無緣無故被剃了一個「十字頭」。所謂「十字頭」，即是頭髮被剃成縱橫兩道，顯出一個十字形。也就是大家叫作「怪頭」。楊絳說，「幸好我向來是他的理髮師」，趕緊把錢鍾書的「怪頭」改剃成為「和尚頭」。聽說錢鍾書一個同夥因為被剃了「怪頭」，飽受折磨。理髮店不但不給他理髮，還給他扣上一個字紙簍，並命令他戴著回家，幸好這種戴字紙簍惡作劇，錢鍾書沒有碰到過。但這種惡作劇立刻有人響應。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在宿舍的大院裡挨鬥，有人用皮帶向被鬥的人身上猛抽。錢鍾書背上還給抹上唾沫、鼻涕和漿糊，且都滲透進衣服裡面，楊絳則被剪去了一束頭髮。鬥完後又令錢鍾書、楊絳等一批挨鬥的人脫去鞋襪，排成一隊，大家彎著腰，依次扶住前面人的背，繞著院子圓形花欄跑圈圈，如果有人跑得慢、不跑或身子直起來就要被鞭子抽打。發號施令的是一個「極左大娘」，執行的是一群十幾歲乳臭未乾的孩子，男的女的都有。楊絳說：「我們在笑駡中不知跑了多少圈。」批鬥完後，那位「極左大娘」還坐在大院偵察，不時發出警告：X門X號誰在燒東西、X門X號誰在撕紙。「誰家煙筒冒煙呢！」夜漸深，她還不睡，卻在大喊「X門X號！這會兒幹嗎還亮著燈？」還時常大聲恫嚇：「你們這種人！當心！把你們一家家掃地出門！大樓我們來住！」可是不久她在前院挨鬥了。「極左大娘」的下場在文革時是一個司空見慣的典型例子。
錢鍾書被剃成「十字頭」後不久，楊絳被剃成了一個「陰陽頭」。所謂「陰陽頭」，是被紅衛兵剃去半邊頭髮，這也是一種怪頭。楊絳是陪鬥，她說，有一位用楊柳鞭抽她的小姑娘，拿著一把剃髮的推子，把另外兩名陪鬥的老太太都剪成「陰陽頭」，但有一位女子，不知是什麼罪名，她兩手合掌，眼淚汪汪，像拜佛似地求著這位姑娘發「慈悲」，總算未把她剃成怪頭，但楊絳說：「我不願長他人志氣，求那姑娘開恩，由她剃光了半個頭。那是8月27日晚上。」楊絳被剃成「陰陽頭」後，總不能學錢鍾書那樣剃成和尚頭。大熱天不能包頭巾，卻又不能躲在家裡，錢鍾書急得直說：「怎麼辦？」後來楊絳情急智生，想出一個辦法來─做假髮。但上街不能搭公共汽車，因為售票員一看就看出她的假髮，大喝一聲：「哼！你這黑幫，你也上車？」所以她全靠走路。但街上的小孩也能看出她的假髮，伸手來揪，幸有大人喝止。後來她託人買了一頂藍布帽子，可是戴上了還是有點形跡可疑，出門總是提心吊膽，有時想請錢鍾書陪著走，可是他戴眼鏡又剃光頭的老先生，恐怕也幫不了多少忙。她上街去買菜，有時賣菜的大娘也會盯住她的假髮，有一次問楊絳：「你是什麼人？」以後楊絳不敢去市場，而由錢鍾書去買菜。錢鍾書與楊絳在日偽時期上海沒有受過這樣的屈辱，何以在自己的新中國反而要受這種侮辱呢？
有人貼出大字報，聲討錢鍾書輕蔑毛澤東著作。這個罪名在當時是很大的，可能要殺頭的。楊絳大怒，也很恐慌，大罵這些人捕風捉影，無故誣人，並說如果錢鍾書要說這話，一定說得更俏皮些，這語氣就不像。錢鍾書、楊絳迅即寫了一份小字報，提供線索，請實地調査。他們於晚飯後，就帶了一瓶漿糊和手電筒到學部去，把這份小字報貼在大字報下面。第二天楊絳挨了一頓批鬥。在那個鬥天鬥地的時代，批鬥是家常便飯，批鬥楊絳時，紅衛兵問楊絳：「給錢鍾書通風報信的是誰？」楊絳說：「是我。」「打著手電筒貼小字報的是誰？」楊絳說：「是我。」臺下一片怒斥聲。當時很多夫婦彼此劃清界線，以免相互牽累。但楊絳沒有這樣做，還一口擔保，錢鍾書的事，她都知道。鬥完後，楊絳被打鑼遊街示眾，受盡屈辱，出盡洋相。當初軍宣隊認為此事（輕蔑毛澤東著作）情節嚴重，但査無實據，最後要錢鍾書寫一自我檢討。以錢鍾書的大才寫這種自我檢討，不管用文言或白話，優為之的，他只好婉轉其辭，不著邊際地檢討了一番，事情總算過去了。
錢鍾書做清道夫，楊絳洗女廁所。錢鍾書在〈論文人〉（收入《寫在人生邊上》）一文裡說：「在白郎寧的理想世界裡，麵包師會做詩，殺豬屠戶能繪畫。」可是一切都顛倒過來。錢鍾書打掃院子，楊絳清洗兩間女廁所。打掃女廁所本來是文學所小劉的工作，她是臨時工，工資最低，楊絳在女子裡工資最高，紅衛兵乃叫楊絳做小劉的工作，小劉就做文學所的負責人。小劉現在是楊絳與錢鍾書的頂頭上司。楊絳說小劉人很好，沒有架子。但錢鍾書說，在文學所小劉是很威風凜凜的。楊絳一次藉故去找小劉，想看看錢鍾書的辦公室，他們把大大小小的書桌拼成馬蹄形，大家擠成一圈。上首一張小桌是監督大員小劉的。據楊絳記述：「她（小劉）端坐在桌前，滿面嚴肅。」楊絳說，這一措施叫「顛倒過來」。其實，這可以反映出文革時一切都是倒行逆施。
錢鍾書下放五七幹校。五七幹校的名稱是因為毛澤東於1966年5月7日下達的指示而來。美其名曰幹校，其實即是集中營。錢鍾書在楊絳的《幹校六記》前面寫了一篇〈小引〉，說出了他對這個運動一個獨特的看法：「楊絳寫完《幹校六記》，把稿子給我看了一遍。我覺得她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為『運動記愧』。」他說：「學部在幹校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搞運動，清查『五一六分子』。幹校兩年多的生活是在這個批判鬥爭的氣氛中度過的；按照農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運動的節奏一會子加緊，一會子放鬆，但彷彿間歇瘧，疾病始終纏住身體。『記勞』，『記閒』，記這、記那，那不過是這個大背景的小點綴、大故事的小插曲。」他又說：「現在事過境遷，也可以說水落石出。在這次運動裡，如同在歷次運動裡，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裡受冤枉、挨批鬥的同志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於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夥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裡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也有一種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賬，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怍於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於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於他們不覺慚愧。慚愧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願記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裡走漏得一乾二淨。慚愧也使人畏縮、遲疑，耽誤了急劇的生存競爭；內疚抱愧的人會一時上退卻以至一輩子落伍。所以，慚愧是該被淘汰而不是該被培養的感情；古來經典上相傳的『七情』裡就沒有列上它。在日益緊張的近代社會生活裡，這種心理狀態看來不但無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覺到也罷，落得個身心輕鬆愉快。」最後他說：「《幹校六記》理論上該有七記。在收藏家、古董販和專家通力合作的今天，發現大小作家們並未寫過的未刊稿已成為文學研究裡發展特快的新行業了。誰知道有沒有那麼一天，這兩部書缺掉的篇章會被陸續發現，補足填滿，稍微減少了人世間的缺陷。」
＊作者湯晏，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著有《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蔣廷黻與蔣介石》、《青年胡適，1891-1917》（春山出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被壓抑的天才：錢鍾書與現代中國》（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