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高調訪港，並在公開演說中提示「四點意見」作為中共政權對待香港的基本原則，他告誡港人說：「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始終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統治危機正逼出天朝的霸氣與蠻橫暴走潮
習大大在演說全文中以慣常的「民族主義」做為基調，總結而言，大致可以歸結為兩大不可逾越的紅線：
①「一國才是根本」、「主權才是根，才是本」。明擺著：中央高於香港、外界無權置喙香港；
②「維穩高於一切」。說白了就是對港人宣告，你們只需要好好發展經濟，乖乖賺錢即可，其他通通免談。
專欄作家胡采蘋曾對中國情勢有晶透的分析，她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才轉變為經濟單邊發展、政治高壓收緊局面。」中共統治中國的主軸既是如此，對待香港焉能例外？即使將來再要加上台灣的「一國兩制」，也照樣是如此倨傲，豈可例外：經濟問題都好說，主權問題免談。也即是威權黨國集權主義恆常的統治法則：「養豬哲學」----馬照跑、舞照跳，吃飽喝足別想太多。
就在習大大發表「四點意見」的前一天(6月3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北京主持記者會時，才拋出一句嚴重違背國際秩序的驚天之語：「《中英聯合聲明》只是一個歷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
似此一前一後的呼應，天朝的霸氣與蠻橫就在這兩天裡曝露無遺。
鄧小平的保證、前總理的簽字、都不認帳了
翻出歷史來看看中國當年是怎麼看待這份陸慷所不屑的「歷史文件」。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於1984年12月19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代表兩國政府在中國北京簽訂。當時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英國外交大臣侯艾等也有在場見證。兩國政府在1985年5月27日互相交換批准書，並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
同年，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吳學謙，在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上說：「 《中英聯合聲明》也是國際條約的一部分，同樣具有國際法效力和法律約束力」。中共人大常委會議紀錄均在案可稽。
迄至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又公開承諾：
「聯合聲明確定的內容肯定是不會變的。我們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過去的動亂年代，在國際上說話也是算數的。講信義是我們民族的傳統，不是我們這一代才有的。這也體現出我們古老大國的風度，泱泱大國嘛。我們在協議中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收錄於《鄧小平文軒》第三卷。)
「中國夢」已蛻變為「激進愛國主義」
《中英聯合聲明》的這些歷史無一不斑斑在目，所有宣示者及參與者也都是國家領導人物層級，如今卻都還不如一位部會發言人姓陸名慷的小吏，只消一句話全都給廢了。任何一個正常國家，這樣的莽撞暴衝式發言，理應是國際外交危機並急需緊急動員進行滅火處理的大事件，在中國卻是一切安然無事，完全默認陸慷之言的「政治正確」。這樣的國家，其國際信譽自然也得跟著一夕掃地。這樣的中國還談甚麼國際尊敬？
然而，直到第二天看到習大大在香港的演講說了「主權才是根，才是本」這樣金句時，我們才恍然大悟。一個曾經備受屈辱的所謂「中華民族」，在其強勢崛起過程中，自認為已經強大到可以只在意其「主權」宣告，而不必在乎國際秩序與自身信譽的維護了？
這就是答案了！
像這樣的國家政權會有如此荒腔走板的演出，不免要讓我們憂心的看穿一件可怕的事實：習大大透過「中國夢」幾番多次召喚出因過度動員的民族主義，似乎已經不經意的將「激進愛國主義」餵飼壯大了。如果這判斷是真的，這將會是個十分不幸的災難，對中國、更是對人類世界。
由於中共不再『共』，它必定更『中』
想一想《中國挑戰》一書的作者柯慶生所說過的警句：一個不民主的中國，必然意味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升級擴張：「由於中共不再『共』，它必定更『中』」？這句看似頗具禪理的警句，很不巧的，正好不幸命中當下的中國危局。
一如我在前文《汪小菲說小英總統是「漢奸」，台灣人都笑了！》一文中所論及的：「如果共產主義的基礎是以階級博愛為基礎，那麼民族主義的立論基礎則是民族血緣。前者主張消滅國家，後者則以國家為中心，彼此根本就是對立的意識形態。」
「共產」與「中國」畢竟是嚴重對立的，一個極左一個極右的兩套不相容的意識型態，而且還都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進行過浩劫式的大試驗，更因此而造成中國人民極大災難：一個引來八國聯軍，一個則歷經「三反五反」、「大躍進，破四舊」在來到「文化大革命」，那才真正是要徹底「去中國化」的政治運動。現在中共又將再為其統治合法性危機而祭出「民族主義」，並不時的將思想座標挪移到極右象限的「類納粹」反覆加以煽動，似可預測到中國人民的另一場大浩劫已正在日益逼近中。
很多知中派學者都忽視「中國夢」的變形金剛
「中國夢」對於美國人的刺激性遠較歐洲諸國來的強烈。美國掛牌「中國通」的諸多專家們，幾乎都曾深入研究過「中國夢」所欲挑起的民族主義風險，而且其正反面向都已提出諸多不同研究論點。可疑慮的是，這眾多研究中，自習大大1912年開始掌政並強力展開反腐打貪之後，越到晚近的論點就越令人不安。
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其著作《解構中國夢：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中即曾試圖將近期的「中國夢」加以定義：
本書假設有三個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同時發生：
建構「中國價值觀」，作為樹立中國公民民族主義的實驗；
一種冷戰後國際關係外交策略的發展，以賦予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力量和身份認同；
針對所謂「反華陰謀」在日常生活表達，且與強烈的民族主義用詞並駕齊驅。雖然後者明顯屬過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前兩者卻相對能促進地區和平，兩者抵消後，中國民族主義可能又再違反一般人的直覺，成為穩定外部政治的力量。
顯然的，以習大大近日訪港大談「主權才是根，才是本」和其外交部發言人輕率將《中英聯合聲明》廢為「歷史文件」的言論觀之，沈旭暉教授對「中國夢」的解析並認為能賦予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力量和身份認同，及其可能「成為穩定外部政治的力量」的幾點認定，似乎都太過樂觀了。
中共統治危機正在受到極右民族主義的挑戰
當然的，也有很大一部份學者對此不敢持樂觀態度的。他們普遍認為，中國政府的民族主義策略實際造成了中國的國際環境的惡化，在對外關係上的強硬作風使得周邊國家感到威脅，降低了他們對中國的信任，這並不能給中國帶來她所想要的，無論是領土與主權，還是來自世界的尊重。
中印邊界糾紛、中越的南海爭執、中日的領土問題，中韓的薩德部署等等，都在反映出中國鄰近國家對中國的不信任與疑懼。
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資深顧問葛萊儀對「中國夢」的看法似乎較貼近真實感，她說：
「中國現在剛剛開始感覺到自己的強大，總是想要抓緊獲得些什麼。」她說，「『中國夢』式的民族主義從本質上，反映出中國從國家到政黨的不自信和缺乏安全感。一個真正自信的大國不需要總在擔心自己是否坐回了原有的位置，也不需要總在向別人索要尊重，一個有自信和有安全感的執政黨，也不需要再通過打愛國牌來為自己和人民之間搭建信任的橋樑。」
外交的霸權展現淹蓋不了內部腐化結構危機
美國知名中國研究專家裴敏欣在《出賣中國》中，深刻寫道：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現實，現在中國要比1980年代富好幾十倍，有些問題 （如溫飽、交通、能源與住房等）的確有極大改進。但是有其他問題 （社會安全體系、社會公正、公民權利、食品安全、醫療保健系統與教育等）變得更為複雜，甚至無解。這是因為經濟發展只能解決一些純粹由於資源極度缺乏而造成的問題，但是不能解決由於資源配置不均和政府權力缺乏監督所引發的矛盾。在威權體制的統治下，後一類問題往往在經濟發展取得一定成果之後變的更加複雜和難解。」
但是，台灣的我們基於近身觀察，習大大對於共產黨繼續掌權的不自信與不安全感，卻似乎是只增不減，尤其是越靠近19大就越反應其不安。這樣的不安與不自信，也勢必會是讓這個政權造成更多非理性與反秩序的行為。
從這樣的觀點切入去看，習近平的「主權說」和陸慷的「歷史文件」就應該不難理解了：因為「激進的民族主義」正在轉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並對應到「因為不再『共』，它必定更『中』」的新曲目。
不可輕忽的台灣「愛國主義」們
在台灣，對「中國夢」的信仰者們，基於從兩蔣時期所鼓吹植根的「愛國主義教育」(另類失敗者的民族主義內容)，而今，這類人所曾膜拜的神祇正已完全將之轉移在習大大神格化的偶像上。從藍營社群中不時出現歌頌中共政權所展現的強大性與侵奪性作為，以及在101廣場和西門町等狐假虎威的表演活動，即可知道，黨國威權自台灣並未被完全剷除，而且，該小股遺孽刻正被中共所操弄的「愛國主義」所深深呼喚著；無論如何，這些人雖屬極少數，對台灣畢竟仍然是個寄生潛藏的威脅。對於這些「類納粹」的「激進民族主義者」不斷騷擾並威脅過往路人安全的非法行徑，柯P竟然都視而不見，任憑擺爛，多數人都難解其義？是否跟其最近所擺弄的「兩岸一家親」「兩岸夫妻觀」有所連繫呢？
柯P作為反威權的白色力量第一號代表人物，也作為兼具有大圖謀大企圖的政治人物，或是更簡單一點的首都市長，對於當前中國變幻的認知，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非共即中」的理解，絕不能再只是玩弄些「投其所好」的政治語言而已。更需要深切體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政治語境裡，其實就是要將台灣拋進又一場萬劫不復的大災難中。
「兩岸的尊重」不是以小事大的見面擁抱而已。柯P如果不讓自己上升到人權與民主制度的高度，他的連任道路必將會面對極其強大的質疑而被掃進歷史灰燼中，更遑論他要挑戰大位的雄心壯志喔。
＊作者現任桃園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曾任立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