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德克勒克和曼德拉的南非轉型是很難想像的。但可能鮮為人知的是，沒有屠圖大主教的南非轉型，更難想像。
這麼說當然潛含著一個邏輯：一定程度上，屠圖大主教之于南非轉型，比作為總統的德克勒克和作為反對派領袖的曼德拉更重要。
南非轉型通常被視為和平轉型。其實未盡然。即便在黨禁取消、曼德拉獲釋之後，血與火仍伴隨著南非轉型，屠殺事件此起彼伏，短短四年中至少14000人死於各種暴亂。
不必懷疑德克勒克個人的善念，但他不具備給自己絞肉般的專政機器刹車的能力。國家機器尤其專政機器有其獨立的生命和獨立的意志，作為領袖不僅往往束手無策，甚至只能聽其裹脅，否則必遭反噬。這在歷史上不乏其例。
同樣，曼德拉也無從制止反對派中的極端派。他甚至無從約束自己的妻子，以致兩人分道揚鑣。他妻子所代表的極端派，其殘暴嗜血，相比於體制內的劊子手並無多少遜色。
體制內溫和派與體制外溫和派合作，據說是諸多國家政治轉型的一個重要經驗。當時南非顯然具備這樣的基礎，符合這一定律。但事實證明，這並不夠。屬於溫和派的德克勒克和曼德拉，都無力約束各自陣營的極端派，而極端派彼此刺激誘發的暴力和仇恨迴圈，很可能徹底撕裂整個國家，令其陷入絕望的無底深淵。
需要新的力量，中道而行的力量。或者說，終極的均衡力量。這在當時南非集於屠圖大主教一身。他應運而生，也可以說，他為此而生——這是他的天職，他的使命，他全部的生命意義。
惟有他，能在這樣的歷史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於千鈞一髮之際，擔負起這樣莊嚴的使命。
他最終不辱使命。
我很早就關注這話題，關注屠圖大主教之于南非轉型的奇跡般的作用。我驚訝於他的巨大能量。無論狂暴的國家機器，還是同樣狂暴的反對派中的極端派，都不能不最終屈服。真相與和解的航船才得以揚帆出海，穿越無窮驚濤駭浪，勝利抵達彼岸。當時我斷言，圖圖的力量之源，應歸因於他的個人德性。我是這麼說的：
「屠圖拿什麼去搏擊風雲？憑什麼力挽狂瀾？無它，惟有人性，惟有愛。」
但今天回頭看，我不能不承認，這總結太簡單化了。沒錯，屠圖的個人德性是重要的，沒有超凡入聖的個人德性，他當不起大主教的大位。但大主教這大位，以及這大位代表的超然的宗教力量，更不可須臾忽視。畢竟當時南非仍保持某種社會多元，沒有把民間的全部影響力收歸國有。宗教因而可以獨立於政治之外，仍然是公共資源，為全社會、為整個國家和民族服務。屠圖大主教才得以盡情揮灑，把超然的宗教力量運用到極致。
社會的多元，宗教的獨立，中道而行的力量於變革時代之絕頂重要，由此可見一斑。
當時南非決不缺反對派。但政治轉型不僅取決於有沒有反對派，更取決於什麼樣的反對派。當時南非眾多的反對派，如果被溫妮·曼德拉那樣的極端派一統江湖，如果被極端派的政治正確徹底綁架，那麼絕非南非之福，真相與和解將永難啟航，南非將永無寧日。
反對事業越是興旺發達，反對派越可能泥沙俱下，極端派越可能嘩眾取寵。這是歷史的鐵律。這時能否從魚龍混雜的反對派中成長出具有超越性的主導力量，則是政治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這種超越性，主要體現于對於世俗功利尤其政治功利的超越，即主要體現於大公心。惟有大公，才能純粹，才能毫不動搖地堅守道義倫理和責任倫理，肩負起對於國家和民族、乃至對於人類的神聖使命。
屠圖大主教無疑屬於南非徹底的政治反對派，而他之徹底，首先取決於他的大公心。他不需要在南非的政治演變進程中撈取個人名利，一切僅基於公義。這註定他不僅敢於對抗當局的暴政，這點上一直走在反對派的最前列；而且毫無偏私地反對一切暴行，反對一切仇恨，反對一切爛汙。沒有精神高度，沒有超越性，在同一個海拔的泥潭裡混戰，只會彼此拉低，共同墮落，這樣的民族很難有前途。必須超越，必須擁有更高的精神海拔，才能掙脫同一個海拔的泥潭惡鬥，才能引領民族的未來。屠圖大主教正是超越的典範。這使他從當時南非的反對派中脫穎而出，代表當時南非迫切需要的超越性力量，征服了整個南非朝野。
這是南非之幸。南非走過的這條政治轉型之路，當下中國能否走通？卻並不是沒有疑問的。全能政治水銀瀉地的中國，缺乏宗教文化浸潤的中國，超越性力量的空間不能不尤為局促，反對派的成長不能不特別艱難和痛苦。但無論怎樣局促，無論怎樣艱難和痛苦，其實別無選擇。既然沒有選擇，那麼，只能面對。沒有必勝的把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作者為中國知名作家、媒體人、前《中國改革》編輯，《南方週末》評論員。本文原刊《世界憲政民主論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