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言：1990年代至2000年初的黃金時期，以「物價穩定」為核心的政策架構實施良好，央行獨立性明確，使用單一政策工具――政策利率成功控制通膨預期，全球經濟享受了「大溫和時期」(Great Moderation)。
二、全球金融危機後央行職責不斷擴大
銀行業（尤其是影子銀行）透過貸款或資產證券化、短天期的批發市場大量籌資，規避金融監理，最終釀成2007年的次貸危機，並擴大成全球金融危機。危機過後，央行家與學者反思，物價穩定恐無法保證金融穩定，亦無法確保經濟繁榮；過分強調對抗通膨，讓央行忽略金融市場的脆弱性，放任資產價格膨脹，易肇致金融危機。
央行從中學到的教訓是，除了物價穩定，也必須關注信用擴張與資產價格波動，許多央行因此再度將金融穩定納入職責；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尤其是COVID-19危機期間，央行為提振經濟，大採非傳統性貨幣政策，跨越傳統上與其他機構權責的分際，似又再度回歸到較為全能的角色。
（一）全球金融危機後，突顯金融穩定的重要性，若干央行再度將金融穩定納入職責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央行家與學者反思過去大溫和時期只要維持物價穩定，即可確保金融穩定的主流思維，以及被廣泛採行的通膨目標化機制；處於危機核心的已開發國家，因過度專注於物價穩定，致坐視擔保品價值高估以及信用快速擴張的風險。於是，若干央行已將金融穩定納入職權範圍內，包括英國、俄羅斯及愛爾蘭在內等14個國家的央行，擴大金融監理的參與程度，掌管總體審慎工具（Macroprudential Tools），俾解決涉及金融穩定的問題；例如，1997年，英國一度將金融監理的職責，由BoE移轉至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 FSA），但鑑於FSA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監理不力，2013年英國將金融監理權再度移回BoE。
此外，許多主要央行即使未將金融穩定充當正式的貨幣政策目標，但如美國Fed主席Jerome Powell也曾表示，有責任與其他機關一同促進金融穩定，並將金融穩定職責，與維持物價穩定、追求就業極大化這兩大法定職責，視為具有高度互補性。
（二）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尤其COVID-19危機期間，央行角色進一步擴大至高風險的信用分配領域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陷入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為挽救經濟，主要央行的政策工具箱已大幅擴增（比如資產購買計畫及融資機制等非傳統性貨幣政策），引發侵入財政政策、信用分配領域的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