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代表的是普世主義，是照顧全球及偏遠國家的福祉，越南在精神上則是國內考量。在五萬八千名士兵殉國後，它著重的是照顧好自己。越南給我們的教訓是，有悲劇式的想法就能避免悲劇。它批評不間斷的狂熱，因為它代表事情會一發不可收拾。沒錯，當初就是出於理想主義的使命感，美國才陷入東南亞這場衝突。美國當時處於承平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繁榮的巔峰，而越南共產黨是二十世紀最殘暴、最頑強的一夥人，在美軍第一批正規部隊進駐前已經殺害了上萬名自己的同胞。還有什麼戰爭會比它更吻合正義呢？地理、距離、我們本身六十年前（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在菲律賓叢林另一場非正規戰爭的可怕經驗，在我們介入越戰之前，根本沒人想到。
越南是在國家歷經創傷後大盛的一種類比。現實主義並不會激動。只有在缺乏了它，使得局勢變得十分糟糕時，它才會受到尊敬。的確，姑且以伊拉克為例。美軍陣亡近五千人、另有三萬多人重傷，加上或許數十萬名伊拉克人的死亡，耗費已經超過一兆美元。即使伊拉克會演進為半穩定的民主國家及美國毫無保留的盟國，代價仍然太過高昂，有人指出，實在很難看到其成績的倫理價值。伊拉克傷害到某些人心理的一個關鍵元素：美國投射力量一向都會有道德結果。但是其他人明白，即使是像美國這樣愛好自由的民主國家，任何國家若不加節制運用力量，未必就吻合道德。
伴隨著對現實主義一股新的敬意，今人對十七世紀哲學家湯瑪士．霍布斯（Thomas Hobbes）重啟研究興趣。霍布斯歌頌恐懼的道德益處，認為暴力的無政府狀態是對社會的主要威脅。霍布斯認為，害怕死於暴力是文明人自我利益的礎石。透過建立國家機制，人類把對死於暴力的恐懼──一種包羅萬象、共同的恐懼──換成只有違背法律的人才需面對的恐懼。城市中產階級很難理解這種觀念，因為他們早已和人類的自然環境失去接觸。但是伊拉克分崩離析所出現的可怕暴力，和盧安達及波士尼亞在某些方面又不同，它不是單獨一個有組織的死亡機器所造成的結果，而是秩序的徹底瓦解，勾起我們許多人去想像人類的原始狀態。霍布斯因此成為這個後冷戰時代第二個周期當紅的哲學家，好比以撒．柏林是第一周期的代表人物。
因此後冷戰把我們帶到現在這個狀況：讓我們認識到，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數十年與它對抗的極權主義，在少數情況下，或許比起沒有人當家做主的狀況還要更好。有些東西比共產主義更可怕，而我們在伊拉克把它們帶出來。我支持政權更易，但我仍要這樣說。
二○○四年三月，我來到科威特沙漠中的尤達利軍營（Camp Udari）。我被安排在陸戰隊第一師某營，全師即將開拔由陸路前往巴格達及伊拉克西部，接替派駐當地的陸軍八十二空降師。這是一個帳篷、棧板、貨櫃箱的世界。七噸重卡車和悍馬車滿山遍谷、一望無垠，一路往北前進。美國介入到伊拉克的規模很快就相當明顯。這時發生沙塵暴、又吹著冷冽如冰的大風。豪雨大作，車輛拋錨。我們根本還沒展開長達幾百公里的前進巴格達行動呢。幾年前認為推翻海珊還不是跟推翻米洛塞維奇一樣易如反掌的美軍將領，根本沒把這段旅程當一回事。一路上汽油、煤油味刺鼻的一塊又一塊柏油地面，原來是包工蓋好的卡車修復廠，預備隨時搶修北上的車隊。引擎聲和發電機聲在黑夜中低沉作響。經過好幾天最複雜的後勤作業──儲存及運輸礦泉水、現成口糧乃至工具箱等補給品──我們終於跨越險阻的沙漠，到達巴格達西邊的法魯加（Fallujah）。區區幾百公里路而已！這還只是美軍占領伊拉克全國最簡單、未涉及交火作戰的部分。要說實質地形不復重要，鐵定是錯的。
＊作者為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在台出版作品包括《世界的盡頭》（馬可孛羅）、《南中國海》（麥田）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林添貴譯／麥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