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衛瑟蒂爾舉一九九四年一百萬圖西人（Tutsis）喪生的盧安達做例子：他寫說，如果我們介入制止殺戮將使西方軍事陷入泥淖，但寧要泥淖、也不要百萬人被殺害。衛瑟蒂爾就和賈頓．艾許一樣，是當時最強大、道德上最有說服力的聲音，他寫的是北約組織有限度、遲遲才發動空戰拯救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穆斯林，不再受米洛塞維奇驅離及殲滅政策的迫害，令他所感到的挫折。空戰針對塞爾維亞的城鎮發動攻擊，而根據人道主義干預派的說法，需要的是以地面部隊解放科索沃城鎮。柯林頓猶豫不決的打仗方式造成大規模傷亡。
衛瑟蒂爾寫到：「理想主義降低到只能賑濟和施救、只能在災禍之後才工作。我們本該急急開槍，現在卻急急在送毛毯。」他說，柯林頓找到一種作戰方式，「美國人不會死……以精準科技怯懦地作戰，讓民調及良心不受擾動」。他預測：「這種免疫的時代不會永久持續下去。美國遲早將要派出部隊……到他們會有死傷的地方。重要的是理想是否正義，不是理想是否危險。」
＊作者為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在台出版作品包括《世界的盡頭》（馬可孛羅）、《南中國海》（麥田）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林添貴譯／麥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