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前南斯拉夫這可怕的十年學到什麼？……我們發現人性並沒有變。二十世紀末的歐洲仍和世紀中葉的大浩劫（Holocaust）一樣野蠻……我們西方在二十世紀末的政治口頭禪是「統合」、「多元文化」，或者比較老派一點，是「熔爐」。前南斯拉夫卻南轅北轍。它就像巨大的分離器：把乳液和乳油抽離開……人們就在機器運轉下被區分開來……鮮血經過過濾管從底下汩汩而出。
繼厭惡之後出現指控西方「姑息」，姑息史洛波丹．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這名邪惡的共產黨政客。為了在柏林圍牆拆解後保住個人及黨的政治權力，為了保住別墅、狩獵小屋和其他職務特權，他把自己裝扮成狂熱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發動類似第二次的大浩劫。一九三八年在慕尼黑姑息希特勒，很快拿來比擬一九九○年代此一局勢。
事實上，擔心會出現另一次慕尼黑事件並不是全新的現象。一九九一年決定將科威特從薩達姆．海珊的侵略解救出來，它就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我們不在科威特制止海珊，下一步他就會入侵沙烏地阿拉伯，然後控制全世界石油供應，讓本地區人權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但是，真正讓慕尼黑成為國際社會罵名的，乃是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間，塞爾維亞人先後荼毒克羅埃西亞及波士尼亞──西方卻沒有反應。
經過一段漫長又繁榮的和平時期之後，人們又開始流行拿慕尼黑做比喻，戰爭的負荷已經很遙遠、顯得很抽象：以一九九○年代為例，美國人對上一場亞洲齷齪的陸上戰爭的記憶，已是二十多年的陳年往事，早已淡忘。慕尼黑涉及到普世主義，涉及到關照全世界及他人生活。針對一九九四年未能制止盧安達種族屠殺的反應，就經常會聽到這種聲音。但是在北約組織遲至一九九五年才軍事介入波士尼亞、一九九九年介入科索沃之前的時間，慕尼黑只是熱門的談論話題。反對我們介入巴爾幹的人士試圖提出越南比喻做對比，但因為泥淖一直沒有解決，在一九九○年代的巴爾幹，越南的幽靈徹底除魅──當時教訓是這樣記下來的。
越戰期間遭人深惡痛絕的軍事力量，現在成為人道主義的同義詞。《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文學主編里昂．衛瑟蒂爾（Leon Wieseltier）寫道：「反對種族屠殺的戰爭必須以憤怒反擊；因為憤怒就是作戰。」「為了制止種族屠殺的目的，使用武力不是最後之計：它是第一招。」衛瑟蒂爾還抨擊人道干預竟然需要安排脫身之計：
一九九六年，他（柯林頓總統）那位苦惱、怯懦的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雷克（Anthony Lake）甚至還訂出一種「脫身戰略理論」：「在我們派部隊進入外國之前，應該知道如何及何時將他們撤出。」雷克等於是把全知全能做為動用美軍武力的條件。「脫身戰略」理論徹底誤解戰爭的本質，甚至可以更廣泛地說，誤解了歷史行動的性質。以審慎為名義，它否定人類事務會有意料不及的事。因為一開始時我們不會先知道結局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