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在地圖上根本不具真實性。（提摩太．賈頓．艾許直覺到這一點，把自己的文章題目訂為：〈中歐存在嗎？〉）於是乎，地理決定論者出現了，相較於以撒．柏林的溫柔言詞，他們是那麼的嚴厲、陰沉：尤其是愛德華時代代表人物哈福德．麥金德爵士（Sir Halford J. Mackinder）和他的信徒詹姆斯．費爾格瑞佛（James Fairgrieve），在他們看來，中歐的概念有「致命的地理瑕疵」。
麥金德和費爾格瑞佛告訴我們，中歐屬於「擠壓地區」（crush zone），橫跨在注重「海洋利益」的海洋歐洲和「著眼大陸觀點的歐亞心臟地帶」兩者之間。總之，從戰略上來說，在麥金德和費爾格瑞佛的眼裡，中歐根本「沒有空間」。這兩人的著作表示，歌頌中歐（這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合理的耽溺）代表地緣政治的暫停休息──或至少是希望暫停。可是，柏林圍牆拆除並沒有──也不能──終止地緣政治，只是把它帶進新階段。你不能光抱著希望就使地球上不再發生國家和帝國的鬥爭。
我稍後將以相當大的篇幅來討論麥金德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心臟地帶」（Heartland）論述。現在先說，一百多年前的解釋就相當堅實，經證明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的動態相當有關。把它們用最嚴苛的邏輯剖析，兩次世界大戰無非就是德國是否將主宰在它東方的歐亞心臟地帶的戰爭，而冷戰專注在蘇聯獨霸東歐──即麥金德所謂心臟地帶的西端。蘇聯掌控的東歐底下有東德，歷來多是普魯士傾向，傳統上有往東拓展領土的心態，換句話說，偏向心臟地帶；而北約組織的海洋同盟下含西德，歷來信奉天主教，側重工商業，傾向於北海和大西洋。冷戰時期著名的美國地理學家索爾．柯恩（Saul B. Cohen）主張，「分隔東、西德的邊區……是歷史上最古老的邊區」，從中古時期就是法蘭克人和斯拉夫人部落的邊區。換句話說，東、西德之間的邊界很少人工部分。
根據柯恩的說法，西德「充分反映海洋歐洲」，而東德屬於「大陸型陸權範圍」。柯恩支持德國分治，是「地緣政治穩定、戰略上有必要」的安排，它可以穩定海洋歐洲和心臟地帶歐洲之間經年不斷的戰爭。麥金德也在一九一九年有先見之明地寫道：「穿越德國這條線……就是我們在其他地方拿來把心臟地帶和海岸地帶從戰略上加以區隔的那一條線。」因此，劃分柏林是人為的，可是劃分德國就未必是了。
柯恩認為中歐「只是地理上的表達，沒有地緣政治的內涵」。根據這個邏輯，德國的再統一不會導致中歐的復活，反而會重啟爭奪歐洲之戰，推論起來，就是爭奪歐亞的心臟地帶：換句話說，在什麼情況下德國會轉向東方、轉向俄羅斯，對波蘭、匈牙利及其他前衛星國家產生重大影響？或是轉向西方、轉向英國和美國，在海洋範圍勝利呢？由於後冷戰仍處於初期階段，我們還不知道答案。
柯恩等人無法精確地預見到今天德國統一後的「去軍事化」性質，在深沉的文化層面存在著「對軍事解決的嫌惡」，這在未來會有助於穩定或不穩定，要視狀況而定。正因為他們是位居歐洲中央的陸權國家，德國人一向表示深刻了解地理和戰略是生存的重要機制。這是德國人仍有待恢復的東西，才好超越目前的準和平主義。重新統一的自由德國是否能在大西洋和歐亞心臟地帶之間成為平衡力量，讓對中歐文化大膽的新詮釋能夠生根，因而讓中歐概念成為地緣政治的穩定石呢？這就可以讓賈頓．艾許這些人講話的分量勝過麥金德和柯恩了。
總之，做為寬容和高度文明理想的中歐，是否禁得住新大國鬥爭的衝擊呢？因為在歐洲中心肯定會出現這樣的鬥爭。從二十世紀末的角度去看，十九世紀末中歐如此活潑的文化相當有吸引力，它就是一個特定的帝國及地緣政治現實──也就是哈布斯堡奧地利──這個結果。自由主義最終要依附在權力上；或許是仁義的權力，但畢竟總是權力。
一九九○年代的人道主義干預派，並沒有盲目到看不見權力鬥爭；在他們眼裡，中歐也沒構成烏托邦的遠景。反而，透過停止在巴爾幹的群體殺戮來重建中歐，是對適當運用西方軍事力量、以便確保冷戰勝利意義的一種沉默的振臂高呼。除了讓世界更安全，人人得享自由之外，冷戰還有什麼終極意義？寫出以撒．柏林傳記的知識分子、歷史學者麥可．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譯按：他也是加拿大自由黨前任黨魁，加拿大華文報紙稱他為葉禮庭）提到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看待巴爾幹問題的熱情時，他說：「對自由派的國際主義者來說，波士尼亞已成為我們這一代的西班牙內戰。」
在他們心目中很迫切的是要喚醒人性──以及擊敗決定論。有人記得喬依斯（James Joyce）《尤里西斯》（Ulysses）中的一段，李奧波德．布魯姆（Leopold Bloom）惋歎「自然法所加置的一般狀況」：「奪人性命的疫病」、「災禍連連的大洪水」、以及「地震的動亂」。針對這一點，史帝芬．狄達魯斯（Stephen Dedalus）簡單、痛切地回應，重申「他做為有意識的理性動物的重要意義」。可是，暴行還是發生，世界就是這麼一回事。不過，不一定要接受這個樣子。因為人類是理性的，他終究有能力抗拒受苦和不公不義。
因此，以中歐做為北極星，路往東南走，先到波士尼亞、再到科索沃，再轉到巴格達。當然，支持干預波士尼亞的許多知識分子會反對介入伊拉克──或至少對它有疑慮；但是新保守主義者及其他人卻不會卻步。我們將會看見，巴爾幹人讓我們看到一種版本的干預主義（雖然已經遲延了），也就是可以少犧牲士卒生命，讓許多人有了幻覺，以為未來的戰爭是無痛的勝利。賈頓．艾許冷峻地寫道，一九九○年遲來的干預讓人想到奧登（W. H. Auden）提到的一九三○年代那個「低級、不誠實的年代」。
在一九九○年代，歷史和地理似乎的確抬頭怒視。柏林圍牆倒下後不到兩年，在事件後普世主義的激昂喧囂中，全球媒體突然發現身處在冒煙的廢墟、如山的瓦礫和扭曲的鋼筋當中，這是昔日奧匈帝國和土耳其帝國的邊省地區，名字念都念不出來的城鎮──斯拉沃尼亞（Slavonia）和柯拉吉納（Krajina），它們剛經歷自納粹以來歐洲不曾有過的大暴行。菁英之間現在的談話，從空泛談論全球團結，轉到解說從維也納跨過潘諾尼亞平原（Pannonian Plain）車程僅有數小時、非常深入中歐的這個地區地方歷史。
地形圖顯示，靠近薩瓦河（Sava River）的南部和東部克羅埃西亞是廣大歐洲平坦地帶的南方盡頭，而從薩瓦河岸起，一片山巒糾結之地即人們通稱的巴爾幹：地形圖上可以看到一片廣大、平坦的綠地從法國一路延伸到俄羅斯（從庇里牛斯山到烏拉山），可是就在薩瓦河南岸，突然變黃色、轉棕色，代表更高、更崎嶇的地形，它往東南延伸到小亞細亞。這塊地區，靠近山脈起始之處附近，是哈布斯堡奧地利和鄂圖曼土耳其大軍集結、反覆起兵之地；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止步、東方正教和伊斯蘭起始之地；是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衝突之地。
柯拉吉納在塞爾維亞文、克羅埃西亞文是「邊區」的意思，它是奧地利人在十六世紀末建立以對抗土耳其擴張的軍事地區，吸引要逃避鄂圖曼蘇丹獨裁專制的克羅埃西亞及塞爾維亞難民來奔。因此之故，這個地區成為族裔混雜之地，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帝國垮台，它就出現聯合族裔認同的進一步演進。雖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結合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及斯洛維尼亞王國（Kingdom of the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之下，可是納粹期間，經由納粹扶植的法西斯克羅埃西亞傀儡政權，在集中營中殺害數萬個塞爾維亞人，兩個族裔分裂、互相廝殺。在狄托（Tito）專制的共產政權體制下，這個地區復告統一，可是南斯拉夫一九九一年崩解，塞爾維亞部隊由塞爾維亞衝過邊界，進入斯拉沃尼亞和柯拉吉納，在克羅埃西亞人地區展開族裔清洗。後來克羅埃西亞人光復本地區，輪到本地塞爾維亞人逃回塞爾維亞。接下來，從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的邊界地帶，戰火延燒到波士尼亞，數萬人在恐怖中喪生。
這裡頭有太多歷史和地理的糾葛，但是認真的作家和知識分子不會全盤接受它。他們肯定有自己的見解，而且見解不只一端。首先是驚駭和厭惡。我們再引賈頓．艾許的一段話：
我們從前南斯拉夫這可怕的十年學到什麼？……我們發現人性並沒有變。二十世紀末的歐洲仍和世紀中葉的大浩劫（Holocaust）一樣野蠻……我們西方在二十世紀末的政治口頭禪是「統合」、「多元文化」，或者比較老派一點，是「熔爐」。前南斯拉夫卻南轅北轍。它就像巨大的分離器：把乳液和乳油抽離開……人們就在機器運轉下被區分開來……鮮血經過過濾管從底下汩汩而出。
繼厭惡之後出現指控西方「姑息」，姑息史洛波丹．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這名邪惡的共產黨政客。為了在柏林圍牆拆解後保住個人及黨的政治權力，為了保住別墅、狩獵小屋和其他職務特權，他把自己裝扮成狂熱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發動類似第二次的大浩劫。一九三八年在慕尼黑姑息希特勒，很快拿來比擬一九九○年代此一局勢。
事實上，擔心會出現另一次慕尼黑事件並不是全新的現象。一九九一年決定將科威特從薩達姆．海珊的侵略解救出來，它就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我們不在科威特制止海珊，下一步他就會入侵沙烏地阿拉伯，然後控制全世界石油供應，讓本地區人權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但是，真正讓慕尼黑成為國際社會罵名的，乃是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間，塞爾維亞人先後荼毒克羅埃西亞及波士尼亞──西方卻沒有反應。
經過一段漫長又繁榮的和平時期之後，人們又開始流行拿慕尼黑做比喻，戰爭的負荷已經很遙遠、顯得很抽象：以一九九○年代為例，美國人對上一場亞洲齷齪的陸上戰爭的記憶，已是二十多年的陳年往事，早已淡忘。慕尼黑涉及到普世主義，涉及到關照全世界及他人生活。針對一九九四年未能制止盧安達種族屠殺的反應，就經常會聽到這種聲音。但是在北約組織遲至一九九五年才軍事介入波士尼亞、一九九九年介入科索沃之前的時間，慕尼黑只是熱門的談論話題。反對我們介入巴爾幹的人士試圖提出越南比喻做對比，但因為泥淖一直沒有解決，在一九九○年代的巴爾幹，越南的幽靈徹底除魅──當時教訓是這樣記下來的。
越戰期間遭人深惡痛絕的軍事力量，現在成為人道主義的同義詞。《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文學主編里昂．衛瑟蒂爾（Leon Wieseltier）寫道：「反對種族屠殺的戰爭必須以憤怒反擊；因為憤怒就是作戰。」「為了制止種族屠殺的目的，使用武力不是最後之計：它是第一招。」衛瑟蒂爾還抨擊人道干預竟然需要安排脫身之計：
一九九六年，他（柯林頓總統）那位苦惱、怯懦的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雷克（Anthony Lake）甚至還訂出一種「脫身戰略理論」：「在我們派部隊進入外國之前，應該知道如何及何時將他們撤出。」雷克等於是把全知全能做為動用美軍武力的條件。「脫身戰略」理論徹底誤解戰爭的本質，甚至可以更廣泛地說，誤解了歷史行動的性質。以審慎為名義，它否定人類事務會有意料不及的事。因為一開始時我們不會先知道結局是什麼。
譬如，衛瑟蒂爾舉一九九四年一百萬圖西人（Tutsis）喪生的盧安達做例子：他寫說，如果我們介入制止殺戮將使西方軍事陷入泥淖，但寧要泥淖、也不要百萬人被殺害。衛瑟蒂爾就和賈頓．艾許一樣，是當時最強大、道德上最有說服力的聲音，他寫的是北約組織有限度、遲遲才發動空戰拯救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穆斯林，不再受米洛塞維奇驅離及殲滅政策的迫害，令他所感到的挫折。空戰針對塞爾維亞的城鎮發動攻擊，而根據人道主義干預派的說法，需要的是以地面部隊解放科索沃城鎮。柯林頓猶豫不決的打仗方式造成大規模傷亡。
衛瑟蒂爾寫到：「理想主義降低到只能賑濟和施救、只能在災禍之後才工作。我們本該急急開槍，現在卻急急在送毛毯。」他說，柯林頓找到一種作戰方式，「美國人不會死……以精準科技怯懦地作戰，讓民調及良心不受擾動」。他預測：「這種免疫的時代不會永久持續下去。美國遲早將要派出部隊……到他們會有死傷的地方。重要的是理想是否正義，不是理想是否危險。」
＊作者為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在台出版作品包括《世界的盡頭》（馬可孛羅）、《南中國海》（麥田）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林添貴譯／麥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