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方統戰目的不外拉攏臺灣民心，增強對陸方的向心力，以達其終極統一的目標，而形同摧毀臺灣民主、開放的基本價值；惟面對基本價值破毀的威脅，最佳回應之道應該是更民主、更開放，…如僅因對方採取的措施意在統戰，即以維護國家安全或利益、國家認同或基本忠誠度之名，自我退卻並拋棄我方基本價值，適足以產生被告所憂慮造成臺灣社會分歧，而達到陸方分化我方的目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要旨。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二十七名台灣人担任中國大陸社區主任助理，被內政部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各開罰十萬元一案，做出判決，內政部敗訴，應撤銷原處分，全案仍可上訴，陸委會在第一時間即聲明「支持內政部上訴」，不論上訴結果如何，這份判決文書依舊可圈可點，有法理是非，有人民權利，更有對民進黨蔡政府掛在嘴邊不離口的「台灣價值」，有著比民進黨更深刻却要言不煩的詮釋，直可一字不漏地貼給蔡政府，仔細咀嚼深入體會。
陸委會說得好，「台灣是民主法治社會，所有裁罰案件，均經過充分完整的調查，在維護國家安全及人民工作權保障之間，政府始終堅守依法行政。」並以此做為上訴理由；陸委會沒看到的是，正因為台灣是民主法治社會，所有裁罰案件，人民都有不服且依法上訴的程序；陸委會更沒理解的是，更因為台灣是民主法治社會，「法治」從來不只是單方向的政府裁罰人民，中國傳統素有「民不與官鬥」的說法，而台灣人不畏與官鬥，敢於與政府打官司，竟然還打贏了！對比中國維權人士的艱難甚至悽慘的境遇，這正是民主台灣給中國大陸最漂亮的法治示範。
兩岸交流趨於頻密，台灣人長居大陸者愈眾，這二十七位台灣人出任社區「幹部」，確屬晚近對岸強化「惠台措施」下的產物，但是否屬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範禁止的「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的職務」？則應該從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立法意旨考量，包括：是否影響台灣地區安全及安定甚鉅？是涉及國家認同或基本忠誠度？及有無妨害國安全全與利益之虞？
北高行並未否定相關職務的「政治性」，但是，他們並未參與會議和運作，僅提供社區規畫之意見參考，換言之，距離「妨害國安全與利益」甚遠；北高行亦未否定台灣人出任其職的確是「統戰手法」，但「兩岸任何交流都可能有統戰目的，除非斷絕一切交流，欲期其統戰措施不對台灣地區造成任何影響（包括正面影響），殆無可能；…一味防堵是否為最佳因應策略，恐非無疑」，這正是民進黨或蔡政府的「盲點」，蔡政府看不到的，法官為之點醒，只有更民主、更開放，藉由更深入的接觸、交流，才有機會實際了解兩岸的制度差異，並進而鞏固臺灣地區人民對民主制度的自信。
最重要的，臺灣既為民主開放的社會，「民眾接受資訊管道暢通且資訊量充足，可謂『見多識廣』，民眾自有充分的判斷能力」，如果因為這二十七人被陸委會或內政部定義為「宣傳樣板」，就據以裁罰，豈非小看台灣人的判斷能力？以及對專制政權的防禦能力？為了防堵統戰即一概禁絕，「形同以扼殺憲法保障的工作權為手段，手段與目的間顯失均衡」，北高行法官講得含蓄了，對抗統戰從來不能以懲罰或剝奪憲法保障的台灣人民權利為代價，此舉傷不了北京政權一分一毫，只會傷害台灣自己人─這正是蔡政府四年多來的治理毛病，以損害人民權利為治理手段，對待兩岸交流如此，對待言論自由亦復如是，《社會秩序維護法》史無前例地成了蔡政府的利劍。
最後，政府裁罰這二十七位台灣人的理由還有一項：相關工作的招聘條件明示必須認同「九二共識」，這個朝野政黨爭辯經年的兩岸交流之「前提套詞」，成為蔡政府指控人民的汙詞，却刻意無視這個民進黨不接受的「套詞」，自二００五年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登陸以來迄今，還是有一大部份民眾接受甚至認同，馬政府八年甚至以此開展兩岸關係與國際活動，即使民進黨不接受也不能據此成為法律判定是非的標準。
「而且是否認同『九二共識』，純屬個人思想自由或政治信仰問題」，被告若因此被裁罰，「形同懲罰個人的政治立場。」北高行法官特別引用大法官解釋為依據，主張以有違憲之虞的手段，欲保護不盡明確的「公共利益」，自難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更重要，「法律的適用貴在安定，符合明確性的法律方足為人民行止的依據，各政黨對於國家定位立場既有不同，隨著政黨輪替已然為臺灣民主常態，則民眾恐因政權更迭致政策主張翻異，而陷於無所適從的窘境。」簡單講，這個朝野內部仍有紛歧的政治爭議「套詞」，因為政黨輪替忽而是管用的通關密碼，忽而是懷璧其罪的根源，就是政府無良以人民為芻狗，蔡政府無視「法律適用貴在安定」的又豈止「九二共識」一樁？
蔡政府對中共政權懼之畏之痛駡之，但不合比例原則的裁罰台灣人民，非但無法達防堵目的，却讓自己的治理面目與他們厭惡的政權趨同，犧牲的正是他們口口聲聲掛在嘴邊叼念的台灣價值、民主價值。值得慶幸的是，台灣是個民主開放的法治社會，既有見多識廣的人民，更有對民主具有充分信心的司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