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丹・加帕爾（Merdan Ghappar）習慣了在鏡頭前擺姿勢。
作為中國大型網購平台淘寶的模特兒，31歲的他常在服裝品牌的廣告影片中展示自己的美好容顏，有著不菲的收入。
但加帕爾的這一段影片卻呈現了不一樣的景象。影片背景不再是華麗的工作室，也不再是時尚的城市街道，而是一間空蕩蕩的房間，骯髒的牆壁和罩有鐵絲網的窗戶。加帕爾安靜地坐著，臉上滿是焦慮。
他用右手舉起手機，拍到自己骯髒的衣服和腫脹的腳踝，一副手銬把他的左手腕固定在床的金屬框上——這是房間裡唯一的家具。
消息人士向BBC發送了這段影片以及附帶的文字消息。它是從中國高度嚴密的拘留系統內部，向外界直接傳出的令人震驚的罕見一手資料。
這些材料為中國在西部的新疆地區開展打擊所謂「三股勢力」（即暴恐勢力、分裂勢力和極端勢力）運動所帶來的影響提供了更多證據。
據可靠估計，在過去幾年裡，有超過100萬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被拘押在新疆嚴密的「再教育營」系統中。中國堅稱這些營地是民眾自願參與的、反極端主義的培訓中心。
該政策致使數千名兒童被迫與父母分離。最近的研究還顯示，婦女被迫採取節育措施。
除了明確的虐待，加帕爾的指控似乎還表明，儘管中國堅稱已關閉大多數再教育營，但仍有相當數量的維吾爾人被拘留，而他們並沒有被正式起訴。
加帕爾的材料還展現了維吾爾族群體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壓力。他拍攝的一份文件動員年齡低至13歲的兒童「悔過」和「自首」。
目前，新疆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出現激增，加帕爾所描述的骯髒擁擠的環境也展現了在疫情期間這種大規模拘留帶來的嚴重感染風險。
BBC向中國外交部和新疆當局發出了詳細的置評請求，但均未收到直接回應。
自5個月前加帕爾停止發訊息以來，加帕爾的家人就再也沒有收到過他的消息。他們知道曝光這段4分多鐘的影片可能會增加他面臨的壓力和懲罰。
但他們表示，這是他們最後的希望。因為這既可以展現他的遭遇，也能突出維吾爾人面臨的困境。
加帕爾的叔叔阿卜杜哈克木・加帕爾（Abdulhakim Ghappar）現居荷蘭。他認為這段影片可以激發公眾輿論，就像美國警察對待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影像成為美國種族歧視的有力證據一樣。
「他們都因自己的種族而遭到暴行，」他說道。
「但在美國，人們大聲說了出來，而我們卻保持沉默。」
2009年，麥爾丹・加帕爾和當時許多維吾爾人一樣，離開新疆到中國東部較富裕的城市尋求發展機會。
他在新疆藝術學院學習舞蹈後，一開始是一名舞蹈演員，幾年後在中國南方城市佛山成為一名模特兒。朋友們說，加帕爾日收入可以高達1萬元人民幣（約合新台幣42239元）。
他的故事讀起來就像是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和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的廣告。但是，維吾爾人以其突厥語言、伊斯蘭信仰以及與中亞地區的民族文化淵源，長期以來一直被中國統治者視為懷疑對象，並在社會中面臨廣泛歧視。
加帕爾的親屬表示，他被告知最好在自己的模特兒工作中淡化維吾爾族身份，將自己的相貌解釋為歐洲混血。
儘管他已賺了足夠的錢買了一套相當大的公寓，但他的親屬說，加帕爾無法用自己的名字登記，只能用一個漢族朋友的名字。
但與後來發生的情況相比，這些不公正似乎還算溫和。
自2013年和2014年，北京和昆明接連發生兩起針對無辜行人的殘暴襲擊事件（中國認為幕後主使是維吾爾分離主義勢力）以來，中國政府開始認為維吾爾文化不僅可疑，而且具有煽動性。
到了2018年，當局做出了決定，在新疆各地迅速而廣泛地建立起龐大的營地和監獄系統。加帕爾當時仍住在佛山，他的生活即將墜入深淵。
當年8月，他因販賣大麻被捕，並被判處16個月有期徒刑，他的朋友堅稱這一指控是捏造的。
無論是否真的有罪，被判無罪的可能性都很小。統計數據顯示，99%以上的被告在中國刑事法院被判有罪。
當他在2019年11月獲釋後，他對刑滿釋放所感到的任何解脫都是短暫的。一個多月後，警察找到了他，告訴他需要回新疆完成一些手續。
BBC看到的證據表明，他沒有任何進一步的犯罪嫌疑。當局只是簡單地表示，「他可能需要在當地社區接受幾天教育」——這是對再教育營的委婉說法。
2020年1月15日，他的朋友和家人被允許到機場給他送暖和的衣物和手機，然後他從佛山乘飛機，在兩名警察的護送下回到家鄉新疆庫車。
有證據表明，還有其他維吾爾人被強迫返回老家，包括從中國其他地方和從國外返回。加帕爾的家人確信，他已經消失在再教育營裡。
但一個多月後，他們收到了一些非同尋常的消息。加帕爾設法拿到了他的手機，並用它與外界溝通。
和他的自拍影片一樣，加帕爾的訊息據說是從他拍影片的房間裡發出來的，描繪了他抵達新疆後可怕的經歷。
他通過微信寫道，自己最初被關在庫車的一間派出所裡。
「我看到50-60人被關在一間面積不到50平的小房子……房子三分之一是（警察）值班的座位，剩下是男的右邊，女的左邊。」
「從頭到腳帶（戴）著四件套，所謂四件套是黑色布頭套、手銬、腳鏈、手銬腳鏈之間還有一條鐵鏈。」
中國使用這種手銬和腳鐐的做法過去一直受到人權組織的批評。
加帕爾被要求戴上這種四件套，當他和獄友們被一起關在牢房三分之二的區域時，他發現已經沒有地方躺下睡覺了。
他在其中一條短信中寫道：「那晚是我被帶去的第一天，不知道那裡規矩。我把頭套掀開問排睡位的（警察），我說手銬太緊了，手腕好痛。」
「他就非常兇的罵我說，『再掀開頭套就打死你』……我就沒敢再說什麼了，」他補充道。
「我可不想死在這裡。」
他還描寫了從監獄裡不斷傳來的尖叫聲。「提審室？」他猜測道。
加帕爾還描述了骯髒和不衛生的生活條件。獄友們身上都有虱子，他們只能共用幾個塑膠碗和勺子。
「他們會問有傳染病的舉手，說有傳染病的最後吃飯。」
「你要想早點吃飯你也可以不出聲，懂我意思嘛，但這是道德問題了，」他寫道。
隨後，在1月22日，中國的新冠疫情達到高峰，全國開展大規模抗疫的消息也傳到了這裡。
據加帕爾的說法，新疆的防疫規定比其他地方嚴格得多。有一次，4名16歲至20歲的年輕男子被帶進牢房。
「案由是疫情期間在外面玩類似棒球的遊戲，」他寫道。
「他們晚上被帶到派出所打得哇哇叫，屁股開花，都不能坐了。」
警察開始讓所有被拘者都戴上口罩，儘管他們仍必須在悶熱、擁擠的牢房裡戴頭套。
「頭套+口罩，空氣更稀薄了，」他寫道。
當警官們後來拿著溫度計過來時，包括加帕爾在內的幾名被拘留者的體溫高於正常的37攝氏度。仍穿著「四件套」的他，被帶到樓上的另一處房間裡，那裡的警衛在晚上會把窗戶打開，但溫度太低讓他無法入眠。
他說，在那裡，酷刑的聲音更加清晰。
「有一次聽到一個人從早上慘叫到晚上，」他說。
幾天后，被拘留者們被中巴車送往未知地點。加帕爾當時患了感冒，有流鼻涕的症狀。他被與其他人分開，送到影片中的所在地——他稱之為「疾病控制中心」的地方。一到那裡，他就被銬在床上。
「我全身已經都是虱子了。」他寫道：「每天都會捉很多虱子，真是好癢。」
「這裡每天也是上廁所早晚兩次，當然比派出所那麼多人環境會好一點，這邊我一個人住，但有兩個人看守我。」
他表示，正是這裡稍微寬鬆的管理給了他機會，讓他把消息傳出去。在他的私人物品中，他的手機似乎一直沒有被當局注意到，他在新拘押地點獲得了使用其中一些物品的權利。
在派出所呆了18天後，他突然悄悄地與外界取得聯繫。
在幾天的時間裡，他描述了自己的經歷。隨後，他的訊息突然停止了。
此後，加帕爾杳無音信。當局沒有正式告知他的下落，也沒有提供繼續拘留他的任何緣由。
BBC無法獨立驗證這些訊息的真實性。但多名專家表示，影片片段看起來是真實的，特別是因為可以從背景中聽到宣傳口號。
「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東突厥斯坦國，」他窗外的一個喇叭裡用維吾爾語和漢語宣傳道。
「境外分裂勢力將這個地理名詞政治化，把所有使用突厥語族語言和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聯結起來，」窗外的聲音說道。
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中國新疆政策專家米華健（James Millward）為BBC翻譯並分析了加帕爾的訊息。
他表示，從加帕爾被送回新疆到在擁擠、不衛生的環境下進行初步安置，他所述的經歷與其他可考證的案例相一致。
米華健教授說：「他對派出所裡的第一手描述非常、非常生動。」
「他用非常地道的中文寫作，坦率地說，他提供了很多關於這些人如何被對待的可怕細節。所以，這是相當罕見的信源。」
國際新疆問題權威學者、華盛頓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高級研究員鄭國恩（Adrian Zenz）認為，這段影片的真正價值在於它反駁了中國政府所說的再教育營正在逐步減少的說法。
「這極其重要，」鄭國恩博士說。「這些證詞表明，拘留、分類、然後將他們進行法外拘留的整個系統……在很大程度上仍在進行。」
加帕爾所提供資料的另一層可信度來自一份文件照片。消息人士說，加帕爾在防疫中心一間廁所發現了這份通知。
該文件提到了庫車市所在阿克蘇地區的地委書記的一次講話。文件的日期和地點表明，在加帕爾被拘押前後，這篇講話很可能正在庫車的官方渠道流傳。
該文件呼籲鼓勵年齡低至13歲的兒童「自首、悔過」，這也許是體現中國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進行思想和言行管控程度之深的新證據。
「我認為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官方文件要求未成年人對他們的宗教活動負責，」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的人類學家雷風（Darren Byler）博士說。他對維吾爾族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並撰寫大量文章。
儘管公布加帕爾的影片和訊息有可能使他面臨更長或更嚴厲的懲罰，但與他關係密切的人表示，他們已經沒有任何選擇。
「保持沉默也幫不了他，」他的叔叔阿卜杜哈克木在阿姆斯特丹的家中說。
阿卜杜哈克木說，在加帕爾被拘留之前，他與侄子經常聯繫。他相信，正如一些其他證據充分的案例一樣，這種海外聯繫是加帕爾被拘留的原因之一。
「是的，我百分之百肯定，」他說。「他被拘留只是因為我在國外，而且我參加了反對中國侵犯人權的抗議。」
阿卜杜哈克木的行動始於2009年，當時他在烏魯木齊大規模抗議活動前幫助分發傳單，這是他當初逃往荷蘭的原因。
烏魯木齊的抗議活動後來演變成一系列暴力騷亂。中國當局說，這場騷亂導致近200人死亡，這被視為中國加強對該地區控制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當得知中國當局正在追捕他時，阿卜杜哈克木取得護照就離開了。他再也沒有回來過。
他堅稱，他在國內外參與政治活動時都是和平的。他說，他的侄子從來沒有表現出任何對政治的興趣。
BBC向中國政府發出查詢申請，請求他們確認加帕爾及他的叔叔是否涉嫌在中國從事犯罪活動，並回應加帕爾被以何緣由拷在床上，以及其他虐待和酷刑指控。
但所有問題均未得到回應。
無論加帕爾現在身在何處，有一點是清楚的。
無論他早些時候因毒品被定罪是否公正，他目前的拘留表明，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相對成功的維吾爾族人也可能成為拘留系統的目標。
「作為一名時裝模特兒，這名年輕人的事業已經很成功了，」米華健教授說。「他會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寫得很好，而且用詞也很前衛，所以很明顯，這不是一個需要接受職業教育的人。」
鄭國恩認為，這體現了該系統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這個人的背景是什麼並不重要，」他說道。
「重要的是，他們的忠誠度已經受到了制度的考驗。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每個人都將經歷某種形式的拘留或再教育，每個人都將受到這種制度的約束。」
中國政府否認其正在迫害維吾爾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最近在美國對這一問題提出嚴厲批評後，援引喬治・佛洛伊德事件說，與在美國的非裔美國人相比，在新疆的維吾爾人是自由的。
但對於加帕爾的家人來說，這兩起事件是有關聯的。加帕爾被拷在一張地點未知的床上的影像一直縈繞在他們腦海之中。
「當我看到佛洛伊德的影片時，我想起了我侄子的影片，」阿卜杜哈克木說。
「現在所有維吾爾人就像喬治・佛洛伊德一樣，」他說道。「我們不能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