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上海出現了中國第一輛汽車。之後僅僅30年，中國大西北第一條民商所建的新綏公路（今烏魯木齊到呼和浩特）突然冒出來了，印在秋海棠的龍背上。
朱炳，1930年代，他在自己騎駱駝於戈壁沙漠、草原高地中踏勘出來的路線上，用自己的汽車硬是輾出了一條新路來，打開了大西北往來京津地區的交通大動脈，他用一己之力完成了政府想做而又無法完成的國家重大交通建設，此種開創新時代的大無畏精神，至今依然留在西北人的記憶中。
朱炳，西亭先生，於1900年11月3日出生於新疆鎮西縣（巴里坤），1963年8月24日病逝於台北市台大醫院，墓葬於台北市陽明山第一公墓8區4排10號。
朱炳年輕時在李自昭先生（新疆督軍兼省長楊增新在迪化的唯一諍友）門下讀書，後得楊增新的賞識任為祕書。楊增新曾數度為他安排官職，但他都婉言謙辭，因朱炳無意仕途，只希望能實業救國，於是楊增新特別出資助其創業。1928年7月7日，楊增新遇刺身亡，次年出殯時，朱炳特地參與扶靈櫬護衛離迪，假西伯利亞鐵路到滿洲里，再經哈爾濱後東歸故里昌平，展露對老長官的感恩之情。
1923年，朱炳棄仕從商，創辦了文化性質濃厚的博達書館，主要經營書刊、筆墨紙硯及中西成藥，之後經營範圍不斷擴大為生活日用百貨及農特土產，因而改組為博達公司。它從天津、上海等地採購綢緞、布匹、京廣雜貨等，馱運至烏魯木齊銷售，同時將新疆的農特土產運往京津等地，是新疆本地人開辦的第一家資金雄厚、股份制的商貿公司，因為運貨需求量大，因此它也是當時新疆最大的汽車運輸公司。博達公司經營了10餘年，1934年被「新疆王」督辦盛世才以有「官股」、「逆產」罪名查封，資產全部沒收了。
朱炳騎駝踏勘戈壁開發大西北――新綏汽車公司
民國初期，新疆的交通情況，既無鐵路也無汽車設備，省內交通完全依靠獸力。1925年，楊增新籌設汽車局，並在天津購買了20輛道奇牌2噸卡車，用火車經西伯利亞鐵路運回迪化，同時修築迪化至伊犁和哈密的公路，格局還是以省內運輸為主。1928年，金樹仁掌政，楊規破壞殆盡毫無新建設。1933年，盛世才時代來臨，他採取親蘇政策，軍事上拉蘇俄抗國府、經濟上靠蘇俄發展，交通建設更是向北發展連結西伯利亞鐵路，不與內地的交通連結，使內地與新疆的距離越來越遠，如此對國內而言，不僅造成龐大的經濟損失，更是對軍事與國防有嚴重的危害。
談大西北近代交通運輸史，必先談朱炳創辦的新綏長途汽車公司（綏遠人稱綏新），若沒談它，就好像到了大西北沒去看過草原一樣。
1927年，蔣介石任命張鳳九為新疆省政府駐京辦事處處長，負責中央與新疆之間的協調工作。長期以來，政府一直想解決新疆與綏遠之間的交通運輸的問題，因此，當朱炳開始籌備創辦新綏汽車公司時，在張鳳九的引介下，經營長途汽車公司的山東人楊少農參與了在天津的籌備工作。另外，因為張鳳九的協調後來也獲得了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的支持，因此也為新綏公司獲得國民政府的支持奠定了基礎。
1929年，朱炳為了完成他的實業救國計畫，從新疆來到歸化（今呼和浩特）找他的把兄弟厚德堂的曹夢麟協助，朱炳曾兩次親自騎駱駝，同行的還有楊少農（楊少龍）、牟延壽（牟鵬林）、白旭初，隨著德厚堂的駝隊2次往來於歸化與奇台（當時新疆的商業中心）之間，查勘汽車能夠通行的路線。
1930年，朱炳結束踏勘返回天津後，開始著手籌辦公司，期間他多次與曹夢麟及另外幾家駝戶（當時歸化有5大駝運商，德厚堂、興盛魁、貴福元、福善堂、福恆元）研究開辦長途汽車公司事宜。當時新疆與綏遠之間的貨物運輸還很落，除了少數高單價物品用汽運外，一般民生大宗物資都仰賴用駝運，從迪化到歸綏，約3000公里要走上70-80天 。
在商場上，速度往往決定勝負。相對於中國的落後，另一方面，依據新綏公司1930-1932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蘇俄早在1931年1月2日就已開通土西鐵路，此鐵路沿著新疆邊境全線鋪設，且沿途車站通往新疆各大城市之間，均已修闢汽車路而瞬息可達。因鐵路完成後的磁吸作用，使得新疆運往綏遠貨物數額大量減少約百分之80以上，蘇俄在新疆的經濟貿易上，在爭奪特有物資：羊腸子、沙漠獺皮、狐皮、狼皮、貂皮、掃雪皮以及羚羊角、鹿茸…等等，另外，重要的大宗物資：白羊毛、雜羊毛、駝毛及各式羊皮，還有馬鬃馬尾、乾鹿角、貝母、葡萄乾…等等，取得優勢佔得上風。
另外，由內地運往新疆的貨物，除捲煙、呢絨、綢緞、茶葉、書籍、國產藥品等尚可維持外，其他貨品皆受蘇俄貨排擠而減少輸入達百分之70以上。此外，大宗物資的民生日用品、工業用品如：汽油、煤油、蠟燭、火柴、砂糖、鋼鐵、五金、瓷器、玻璃、棉料及布等，皆已由蘇俄貨壟斷了。
因為蘇俄的經濟侵略，使得朱炳加快其「實業救國」計畫的腳步，為擘劃大西北交通運輸而盡最大的努力。
在開辦新綏汽車公司籌措股金時，德厚堂等幾家駝戶出了很多力。 為支持朱炳創辦汽車公司，德厚堂還將其歸化北門外寬巷子的四個大院落中的2號院騰出來，作為長途汽車總站，以後又將4號院騰出來作汽車修理廠，德厚堂為新綏長途汽車公司的開辦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1933年，新綏長途汽車股份公司終於獲得國民政府批准。該公司純為民商集資並無官款，股本30萬元，分6000股，每股50元，後來股本增加為100萬元。公司總部設在天津法租界五號路15號。公司總經理由朱炳擔任，工程師楊星山（楊崑山），總務主任白旭初，有職員65人。新綏長途汽車在沿線設立了72站，總站就設在歸化由厚德堂提供的北門外寬巷子2號，由牟延壽任總站主任；另有分站4處，休歇站8處，油站12處，其餘為小站。該公司發展後擁有貨卡64輛，客運8輛，共計72輛車，還設立了3家汽車修理廠。新綏公路全長2917公里，也是當時中國最長的汽車交通路線。大西北突然冒出了一家全國知名的新綏公司，意氣風發的青年實業家從此開始大顯身手了！
1933年8月30日清晨，新綏長途汽車公司楊星山一行9人，駕駛斯偉特牌汽車1輛，萬國牌汽車4輛，由歸化開出首次試營運車（含載試托運郵件3袋），因逢雨季道路濕軟難行，行駛29天後只有一輛車到達哈密，其餘汽車除1輛中途損壞外，另外3輛因新疆戰亂（新疆督辦盛世才與西北馬家軍交戰），油料補給中斷，被迫停在距哈密310公里外的泊子泉。隨後只有那一輛車繼續西行，於10月10日到達迪化，這是第一輛商運汽車由綏遠開往迪化的創舉。
第2次試通車是在首發之後不久，於9月16日又派出了由4輛福特牌和2輛萬國牌汽車組成的第二批車隊，載運貨物及郵件，每輛車載重1500公斤，由牟延壽親自帶隊，西行20日後有4輛抵達哈密，因戰亂之故不能繼續前行而滯留2個月，然後於12月9日起返，當回程時因路面已乾，故僅用了10天就到了歸綏。
1933年12月16日，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查勘西北公路時，在額濟納河岸邊的松杜爾大本營，遇到驚慌逃離哈密的新綏公司試車隊，其在日記中描述：
「下午4點鐘，從西邊傳來了汽車的馬達聲，三輛卡車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搖搖晃晃地顛簸過來，不一會兒，裹著厚厚的塵土，嘎然停在了我們帳篷前。這是歸化一家汽車公司的車子，在哈密被扣了2個月，到底也沒有獲准去迪化。最後，馬仲英將軍放了他們，司機開足了馬力，像逃命一樣，只用了8天時間就從哈密開到松杜爾。」
1934年，因盛、馬兩派軍閥相爭交戰，導致新疆的路況不平靜而運輸不順，直至11月戰事平定後才開始正常運行。從此新綏路可謂全線通車了，隨即交通部電令全國，凡郵寄新疆的函件包裹不必再發往俄屬中東鐵路由西伯利亞繞行，改由綏新長途委辦汽車郵路運輸，顯示國家對民族企業的支持。
新綏公司汽運路線――大西北的交通血脈
新綏汽車公司成立之初獲政府批准營運路線有：1、綏哈線，綏遠省歸綏市至新疆省哈密市；2、蘭哈線，甘肅省蘭州市至新疆省哈密市；3、歸肅線，綏遠省歸綏市至甘肅省酒泉市（古稱肅州）。
1936年2月，綏遠省政府建設廳批准，新綏汽車公司取得3條短途運輸路線的經營權：1、歸綏市至托克托線；2、歸綏市至和林格爾；3、歸綏市至涼城線和山西省殺虎口（也稱西口，清末稱＂走西口＂即指此處）。
在國內軍閥衝突、日俄外患逼近的混亂時代中，新綏汽車公司對穩定大西北局勢做出了巨大貢獻，因而被綏遠省建設廳譽為「該公司現為中國大西北一息僅存之交通血脈」。
一人抵一國，朱炳超前政府完成新綏公路
1933年9月26日，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組織綏新公路勘察隊，聘請瑞典地理、考古學家斯文赫定為顧問主持，調配工程師龔繼成、尤寅照及隊員陳宗器（天文學家）、般格門（地形考古學家）、赫美爾（醫生）、蘇特彭（機械員），4位隊員中有3人為瑞典籍，次外還有司機、夫役及臨時招聘的蒙、回民引路者若干人。勘察工作隊在北平（今北京）成立，於1933年10月15日，由機械員蘇特彭率領司機，從北平達歸綏，其餘人員隨後于10月21日亦至歸綏。勘察隊經19天的準備工作，於11月10日整隊西進，他們的勘察路線，大多都是順著新綏汽車試行路線而行，一路也算歷盡艱辛到達了迪化。又於1934年10月離迪，經甘、陝等省，在去、歸歷時16個月，行程15444公里後，於1935年2月11日返回北平，13日歸達南京。這次勞師動眾的綏新汽車路勘察，雖有提出《呈鐵道部綏新公路勘察隊工作報告書》，但因國力灜弱、戰亂頻生，一直停留在構想階段，未能啟動。而這時朱炳所辦的新綏長途汽車公司，已在新綏之間行駛客貨運輸了。
新綏公司在其營運期間，除了運送郵件包裹外，還負起一些社會責任，都是具有時代意義的事情。例如，為了提倡西北地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1、該公司每年提撥盈餘10分之1為西北教育基金，專用於補助新疆去內地求學的學生；2、凡由新疆至內地求學的學生，車票一律半價，貧困者免費，另由內地被聘赴新疆辦理教育者，也一律免費；3、運往新疆的文化物品，例如學校的圖書、印刷品及新聞用紙均特別低價承運。
另有一事也可見其回饋故鄉教育事業之情：1935年，朱炳的故鄉鎮西國民中心一校，哈忠廉校長為創辦女子教育班，寫信給朱炳請求協助，他慨然允諾，並在開學前就將捐贈的課本和風琴送到學校了。
抗日戰爭中的朱炳與新綏公司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迅速占領了平津地區，內蒙古也岌岌可危。朱炳的「實業救國」夢想被迫按下了暫停鍵，而為了避免公司的汽車被日軍搶奪，新綏公司將人員和車輛轉移到西北，其中部分車輛捐作了軍用，隨後又將總管理處遷往蘭州中街子17號及38號。
1937年8月，淞滬大戰之時，某日朱炳在上海機場準備搭機飛返新疆，剛巧碰上日本空軍轟炸上海，機場遭受到猛烈攻擊，當大夥都驚恐慌亂時，一位牧師帶著家人在禱告，那種氛圍感染到朱炳。他走過去，牧師就邀請他一起禱告，並說上帝會保佑他，接著就拉著他的手開始祈禱，當轟炸結束後，上海機場幾乎全毀，但他們所處的角落卻安然無恙，朱炳此時對此神蹟心懷感念，因此他成為了上帝的信徒。
在抗戰期間，新綏公司也參與了故宮文物南遷的工作。1937年12月，當日軍攻破南京時，最後運走的一批文物也到了陝西省寶雞市，待了2個月後又奉命轉運漢中，最終目的地為成都。由陝入川，當時秦嶺上的熊貓隨處可見。後來戰爭吃緊，汽車越來越難找，故宮押運人員劉承琮就找上了新綏公司，根據劉承琮：“老闆是朱炳，司機大部分都是天津人，也有個別北京人，大家相處起來非常融洽，都是北方老鄉，格外親切，事情也好商量。”從寶雞到漢中，道路艱險，由於人手太少，要連續往返發車。劉承琮一個人一次押運15輛汽車，汽車都是美國道奇的，前面車上架著機關槍，由官兵保衛，因為故宮文物的安全僅次於蔣介石的安危，又有行政院的公文，所幸也就一路通行了。
1937年對日抗戰全面爆發後，新疆人民發起了獻金捐飛機及募集寒衣的活動，光是1938年，迪化地區就捐獻了皮衣20萬件，另捐獻了新疆幣3億兩，購買了10架蘇俄戰鬥機，命名為＂新疆號＂，1939年8月24日，10架新疆號從迪化機場飛赴抗日前線。此時朱炳以新綏公司名義呈獻4000元購機，並允諾每月獻金1000元，直至抗戰勝利結束之日為止，蔣委員長以新綏公司慷慨捐輸、共體國難，還予以諭令嘉勉。（中央日報，1939年7月5日）
另外，1941年，朱炳又以個人名義，捐獻了9架飛機抗日，成了轟動全國的新聞，更因此獲得國府頒發青天白日勳章（見方兆麟所著《趕大營》一書），以表彰其愛國豪情壯舉。
朱炳為營救遭盛世才扣押的四百餘知識份子而挺身控訴
1942年8月29日，宋美齡代表蔣介石赴迪化與盛世才會談，隨後9月17日將共產黨在新疆主要人員，陳潭秋（共黨新疆負責人）、毛澤民（毛澤東之弟）、林基路（烏什縣長）等多人軟禁。盛氏的舉動有評論認為這是盛世才向蔣介石遞送的「投名狀」。
1943年1月8日，盛世才加入國民黨，9月4日去重慶參加國民黨5屆11中全會，9月下旬返回迪化，隨即展開大規模的逮捕共產黨員，另更是不分黨派，凡是不滿盛氏作為的異議份子皆逮捕扣押，共計400餘知識分子含冤入獄。在此期間，9月27日，陳、毛、林3人被盛秘密處死了，因消息隔絕，噩耗直至1946年7月後才被證實。
朱炳在對日抗戰期間，不僅出錢出力支持政府抗日，更關心家鄉政治局勢，他不畏險惡挺身而出，寫信給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朱家驊部長控訴盛氏劣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可惜抗日戰事吃緊，國府不願再多生事端得罪軍閥，只復函勸朱炳「一切宜以大局為重」，辜負了一介儒商的滿腔義憤。
抗戰勝利後，百工興業，新綏公司的經營實力究竟如何？或可舉一例來說明：1947年，當時上海是全國的經濟商業金融中心，四川成都商業銀行上海分行，因2月開始黃金買賣業務失利，累計到全銀行虧損約17億元，已處於隨時可能倒閉的危急中，故以斷尾求生方式，欲將上海分行頂讓以填平債務，雖多方尋找買主，但實不易找到肯出這樣高價的買主。在這期間，財政部科長張肩重推薦了新綏公司朱炳來上海洽談頂讓之事，雖然最後因價差談不攏而未成，但由此事可見新綏公司當時的實力，在上海金融界是受到肯定的。
朱炳用自己的汽車輾出了一條由新疆到綏遠的汽車運輸路，貫穿了北疆的戈壁、沙漠、荒原，這在中國有汽車以來的交通史上是獨有的壯舉。將新疆、甘肅、寧夏等大西北的豐富物資運到歸綏再轉運行銷國內外，同時也從此路線運回了大西北所需的工業及生活百貨物品。時至今日，新疆到內蒙古的高速公路還是建在新綏公路的基礎之上。他是開拓大西北的先驅者，他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是屬於新疆人的永生財富。
朱炳的人生歲月從新疆到台灣
1949年，時代的巨輪輾碎了無數人的生涯旅程，戰後的台灣百廢待舉，各路人馬使得台北顯得擁擠不堪，皆在苦悶之中等待突破。當新疆人繞過大半個亞洲，萬里迢迢流亡到了台灣，舉目無親只求一個安身之處。此時4位新疆籍的中央民代，阿布都拉、廣祿、艾拜都拉、海玉祥向蔣總統陳情協助解決來台新疆人的住房問題，經撥款後購買了在溫州街的一棟2層日式樓房，於是新疆大院子就蹦出來了！
不久之後，朱炳也從新疆來到了台灣，客居溫州街的新疆大院子。朱炳曾是新疆年輕人心中崇拜的英雄，我父親海玉祥當年小學生時還在新疆省府前搖旗歡迎過朱炳。然而時代的蒼涼轉變，此時他窩居在大院子裡只有一張床和一張長桌子的小房間裡，經濟困頓手頭拮据，父親就要母親用餐時多準備一副碗筷，從此朱阿伯就與我們搭伙吃飯了，在大院子裡，不管誰家晚餐做了麵食都一定會送一份給朱阿伯解饞，這就是我們大院子最讓人無法忘懷的溫馨。
當我還小的時候，每當母親忙做家事時，就把我放在朱阿伯的床上，塞給我一個槓子頭慢慢地啃，而他就在長桌上畫山水國畫，他還去師範大學拜黃君璧習畫，所以畫作頗受好評。
當我稍長大一點能為朱阿伯跑腿做事時，他就喚我「小伙計」（鄰居小朋友聽了就用閩南語把我叫成了「火雞」），我最常做的工作是拿著空瓶子去街上雜貨店幫他打酒，有時他沒錢了就叫我回家去倒一杯酒給他。記得有一次櫃子裡沒酒了，就讓我去廚房倒杯做菜的米酒，當母親知道了這件事後，就告訴父親以後櫃子裡不可以沒有酒，因為朱阿伯有正式的認了我娘為義女，所以我娘很用心地照顧他的生活。
在我寫這篇回憶時，我去拜訪了廣定遠大哥（新疆錫伯族，前立法委員廣祿之子），他提到了一件事：我高中時（大約在1953年），朱炳的弟弟朱俊，當時是新竹空軍基地的飛行教官。在某個周日朱俊到廣祿家，定遠大哥做新疆拉條子（手拉麵條）給他吃，沒想到隔日竟傳來噩耗，朱俊的飛機失事墜毀了！後來衣冠塚就葬在新店碧潭的空軍烈士公墓，接著朱炳還把弟弟留下的美式呢子外套、衣服、鞋子都送給他，這在當時是非常拉風的行頭，讓定遠大哥至今念念不忘。另外，朱炳與廣祿同齡，在新疆曾為建設交通事業合作過，兩人有深厚情誼，所以廣祿也時常來大院子看朱炳聚聚聊聊。
弟弟的殉難對朱炳打擊很大，從此他一個人困居台北心情沉悶，因長期有喝酒習慣身體也漸漸出現病痛，鄉親見了都覺得不捨，問他為何不去向蔣總統請求協助？他淡然回說：老先生這麼忙，別去煩他了。這就是他豁達的人生觀。
最後鄉親們終究忍不住了，就去青田街拜託西北大老于右任向蔣總統陳情，於是獲得總統接見，為了見面時需體面一點，我母親還向舅舅借了一套新西裝給朱炳穿了去見總統，終於帶了好消息回來，他被派去擔任台灣銀行監察人，還配給一戶日式宿舍，大院子鄉親們可興奮的熱鬧慶祝了一整天，朱阿伯還很認真地說，要帶我的「小伙計」一起過去住呢！
然而，人生的際遇就像天山下的草原，一天會經歷四季變化的洗鍊。在等待派令走馬上任搬新家之時，不幸地，朱阿伯住進了台大醫院，母親常燉了他喜歡的排骨湯，帶上我們小孩子一起去醫院看他，7個多月纏綿病榻，美好的願景一直留在他心中，最終還是沒能陪他走出台大醫院，徒留遺憾。
他在台灣最後的身影，就像傲然在懸壁岩上的大角野盤羊，蒼涼傲世；更像戈壁灘上的孤狼，立在山巔上回眸望向遠方的足跡，那是一條無法回家的路啊！
後記：當我長大成家之後，每年我過生日時，都會帶妻小回父母家一同慶祝，歡聚之後臨走前，母親總是提醒：再過10天就是朱阿伯忌日，要記得帶瓶酒還有紙錢回來祭拜。忌日當天，母親總是煮一大盤水餃還有羊肉湯，這是他最喜歡的家鄉味兒。當我父母都過世後，我將朱阿伯及外公外婆的遺像帶回家，與我父母的遺像一同放在祖先供桌上每日祭拜。兩年前，因長年水土保持不佳，朱阿伯墓地的駁坎坍塌了，恐危及墓園主體安全，就雇工重修駁坎，同時將墓園整平鋪實再貼上磁磚，如此堅固美觀就可放心地讓朱阿伯安息於此了。
＊作者為文化部參事。1920年代，祖父海穆從阿爾泰山的科布多移居新疆。1949年，作者父親翻過帕米爾高原，再從印度轉來台灣，定居在溫州街的新疆大院子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