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麼能不愛他，他還會讀《楞嚴經》！」聊到貓的時候，龍應台回過頭來，憂國憂時的表情綻放成笑容道，養貓的人管你總統還是部長，全都只能乖乖當奴才。貓主子名喚「流氓」，時不時趴在窗邊發懶，懶得像天邊的大武山，一起把她的憤慨撫得舒緩。
2017年，為了照顧失智的母親，「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創辦人龍應台毅然徹底離開台北，在屏東潮州落腳，當時的心境很是複雜。
失望卸任、鄉村療癒：不管兩岸如何，種稻時程不會停
曾經燎起野火憤怒的青年，30多年後官拜文化部長，盼望施展抱負，後來卻被無力所包覆。「我們這一代同儕，不管哪個黨，都曾經抱著要讓台灣更好的信念努力，但3年前我離開時，對以前的努力是充滿失望跟懷疑的。」
龍應台說，幸好鄉村療癒了她，「在這個讓人失望的、向下墜的力量裡，我看到鄉村有超出一時紛亂、更長期的自信跟篤定，是附著於土地的存在，不管你台北權力鬥爭，或兩岸情勢如何發展，土地季節到了，稻子就要種下去，農人一樣穿長靴踩進爛泥裡。」
想親近鄉間的文人雅士不少，度假幾天還行，但真要長久住下，沒有琳瑯滿目的展覽表演，去逛書店還要跋山涉水，大抵都待不久；但龍應台卻說，她感覺很是自在，「因為我同時有個後花園叫台北。」
「假使一個知識份子到鄉下，真正過農人的生活，可能會水土不服或是營養不夠，我活得很開心，因為我有這麼一個後花園在，偶爾回台北看電影、聽場戲，跟朋友吃個飯討論時局。」
長居的台北，變成偶爾來的台北，都會的養分灌溉進田野土地，在窗外就能遠眺大武山的房間裡，知識份子把憂愁收攏起來，先將自《大江大海》以來開闔的時代洪流，降調為《地久天長》的寧靜傾訴，從19封寫給母親美君的絮語裡，映出她隨戰亂一路流離下的歷史深縱。
書寫過了一個階段，龍應台接著構思下一步作品，她形容這段路是邊玩邊寫。點開她的臉書，花草樹木、市集小販，有時上山、有時看海，拍拍街邊的雞鴨豬鵝，最後還要曬貓，龍應台形容這像古代文人，一面遊山玩水一面寫詩，「這樣累積之後，我就知道自己要寫南方的生活、靈魂的樣貌。」
但這些東西，出版時只會變成「南方機車日記」、「田園隨筆」一類的書名，此時她已無法感到滿足，「因為挑戰不大，在進入文字藝術思考後，就發現我不是想寫什麼小鎮風情，我想寫更深的，只有小說可以承載它的密度跟深度。」
寫小說像開車翻山越嶺，細胞養好再上路
她的小說《大武山下》，在歷經3年「熬煮」後終於問世，描述一個作家，在禪師的引導下來到屏東生活，作家養著一隻貓，在田園間四處看小販誰與誰交好，到廟口、理髮廳聽誰為難過誰，偶爾驅車上山，或者到學校裡教作文。
聽起來很像龍應台本人。不過她強調，所有人物都是虛構，唯一真實的是人物精神，「裡頭很多人不見得是一對一的原型，是好幾個人化身為一個核心，這本書是我生活出來的結果。」
散文、議論寫了這麼多年，這一回踏入虛構世界，她形容，「小說是開一輛沒開過的大車，要越過河、爬到山上，還不能離開核心實跟虛的世界。」
距離上次發表「小說」（短篇：我是胡美麗）已經35年，但重新上手，翻雲成長篇，龍應台倒是熟門熟路，說過去的散文，在人物的視覺、聲音上，其實都能看做小說，只是侷限於一個景，如今水到渠成有了景深，而她要先鋪墊小鎮風光，才能讓人進入故事，「先把你的細胞養好再上路，我希望讀者慢下來讀 ，像你聽馬勒第九號交響樂，不會是想聽結局，是想聽每個音符怎麼走。」
「所有人都在談鬼！」怪力亂神台北、屏東都一樣
《大武山下》是作家寫作家，作家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在藝術層面上，是看見器物的細節、人與人間的牽連；放在故事裡，則是可以看見介於陰陽之間的存在；做為主角的作家，在田間四處悠遊自在，卻遇上時間停滯在1966年的14歲少女，隨著與少女到處尋繞，才發現原來悠長歲月裡，還有一段兇殘命案。
想寫犯罪小說，是龍應台卸任文化部長時便有的夢想，另一頭也想刻化在人與神與鬼的關係，她說3年前來到小鎮上，「沒有一個人不在談鬼。」
「只是他不覺得自己在談，他會說昨天去廟裡收驚，這對他們是跟市場去買蘿蔔一樣的事，這給我很大震動，逐漸發現要用不同眼光理解。」龍應台說，甚至在台北也是這樣，相信會有鬼、換辦公室要看風水，「人跟人的關係、怪力亂神的東西，沒有因為電腦、網路而有一絲改變，認為你跟鬼在同一個空間的生命態度，一點點都沒有變。」
有一回為了收集資料，她來到當地一座陰廟，當時有家中國電視台跟著去。到場時，八家將坐在神像前畫臉譜，儀式結束後，起身離去，留下一張空椅，電視台的人問龍應台，要不要直接坐那裡受訪？
「我第一個反應是：你有毛病嗎？」龍應台說，接著意識到，原來自己也會有這種想法，反思後發現，自己也不是信什麼教，是明白世上必須有敬畏的存在，「剛剛發生在那裡的，就是一個它的領域，我必須去尊重它。」
「我們自認被啟蒙過、除魅的現代人，就會用單一眼光去看這個小鎮精神世界的一切，最後歸納於迷信，我認為這是不足的。」因此她描繪的小鎮有仙姑、神明降駕，也讓幽魂訴說往事，「我不是下去做3年田調，是我兒時就在這裡長大，這不是在台北長大的人能寫出來的。」
「我要他們進入哲思、文學」 何為成熟作家的義務？
但為何是14歲少女？這部小說從龍應台的生活散射而出，她寫懸疑犯罪，又談人生禪修，也曾思索為華文世界的台灣小鎮立傳；而其中分外重要的一點，還有青少年，「我多年來都覺得，成熟的作家有義務為十幾歲的人認真寫一本書。」
「華文世界傳統文化是小看少年的。」她說，常常看到所謂兒童作品，很多作者都把少年看小了，都在baby talk，「所以有很長時間，我在思索是否為14歲的人寫本哲學思辯的書，歐美正式教育都有哲學課。」
鄉居歲月也不是沒有抱負，「鄉村最重要」的願景依然在心底，她去國中、國小上作文課，不教什麼起承轉合，龍應台更想引領學生思考。
比方她放影片，片中用一張白紙反覆折來折去，最後折成了可樂開瓶器，看完之後，她要求學生寫一篇〈如何用白紙打開可樂〉，最初孩子們懊惱不夠注意影片細節，接著又開始苦惱，打開可樂這個動詞要用什麼？撬？扭？掰？
有一回，她寫了14道題目給學生，身為小孩最難的是什麼、你心中大人的特質是什麼、若把全世界的鐘錶拿走，世上還有時間嗎……來到想做的是什麼，大半學生回答「想睡覺。」
「我看得有點心驚，當這麼多孩子渴望睡眠，就知道教育有問題。」龍應台嘆道，還有個孩子，小學時上過她的課，到了國中又遇上，原來活力四射的一個人，2、3年後卻失去活力了，她看了很是不捨。
所以她讓少女與作家相遇，一老一少，虛實交談間思索什麼是時空、什麼是存在、什麼是愛，作文課的思辯都給寫進書裡，「我希望讓少年進入哲思、文學，讓一個14歲的人願意思考，深思思想跟文學的境界。」
小鎮裡的溫柔抵抗：文學是最後維持信仰的方式
《大武山下》還承載多年來對環境的感慨。從大學起就被形容為「瘋狂」植物迷的她，南國歲月過得生機盎然，更多了動物相伴，烏龜、白鵝、公雞、家貓……全都進了書裡，與梔子花、白鶴芋、閉花八粉蘭同做配角，不寫做「它們」或「牠們」，龍應台寫「他們」。
她說動植物是人類的叢林姊妹，卻被人類殺了、毒了，甚至名字也不記得，所以要帶著謙卑與感恩來寫，「我感覺自己做為島嶼上的生物之一，但人類中心到個地步，身邊的東西都沒人看到了；不要吵什麼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怎麼樣，那都是人類中心。」
此間應有千鈞重。抒懷了城鄉、田野與世代後，龍應台還想用文字捍衛更多東西，「我會寫是因為亂世，我強烈認為現在是亂世，意思是語言失去功能，做為一個作者跟關心家國的人，這個亂世已經到一個地步，讓我覺得恐怕文學是唯一的抵抗。」
「所以不是躲到小說裡，是當有意義的辯論、建設性的語言都沒有用時，文學是我最後的抵抗，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最後維持所有信仰、價值、尊嚴唯一的方式。」
當年對時局的失望，終於在小鎮裡生長成溫柔的抵抗姿態，龍應台再次強調，土地有沉靜的力量，「鄉村平靜但不愚蠢。」
她說，農民看到政府補助會去申請，但也會說這完全是買票，以前誰誰誰做過，完全沒效果，「所以這個鄉村，是不變的土地所展現的力量，所以書名叫《大武山下》，因為有恆定的力量在。」
回到鄉村，但她沒忘記曾經待過9年的香港─一個和她在時面貌不同、生活空氣也不同的香港，她把安住主角身心的禪師，置於香港大嶼山，隱喻了她的懸念，「這本書，送給台灣，也送給她曾經愛過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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