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明進而發現，中國政府試圖在創新科技的投資與塑造過程中扮演強而有力的角色，要保護它免受外國競爭，結果是產生龐大的無效率、浪費與欺詐，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所謂「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中國領導人希望所有車輛都使用清潔能源，這個美好的想法沒有錯，但為了達成這個夢想，中國政府不是靠市場的力量，而是靠政府的力量，在其十二五計劃中，將替代燃料和電動車工業訂為七大新興產業之一。地方官員為了製造政績，爭先恐後上馬相關項目。然而，地方業者與電廠研發的產品在其他地方並不相容，在一個城市買來的車，往往無法利用另一個城市的充電站充電。中央各部會奮力瓜分這塊大餅：工業和信息化部點名日產為策略夥伴，科技部卻扶持本土企業比亞迪——後者大量抄襲其他國際名牌汽車的設計及技術，其生產的電動車與傳統的汽柴油車相比不但不能節能，反而更加耗能。
美國如何應對習近平政權？
易明對習近平政權基本上持負面評價，但她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建議卻是錯誤的。她雖然認為，「一旦習近平的第三次革命波及全世界，危及全球安全與繁榮的基本原則時，就應該義無反顧與中國對抗」；但她立刻又從這一立場退縮，強調美國應當採行一套「兼顧新舊政治現實的做法」：包括在外交上再接再厲，善用習近平想當全球領導人的野心，推動促使各方承擔更多責任的多邊努力。一旦中國不遵守約定或謀取不當利益，能夠更積極啟動懲罰措施，並加強美國政府的能力，讓華府更能掌握中國不斷變化的內政與外交政策。
易明所謂的美中之間應當加強「技術性的合作」，包括「美國應該與中國開發銀行合作，確使中國公司在推動一帶一路的過程中遵守環保、勞工與透明度的最佳實務，這對維護美國公司的競爭力至為重要」。其次，「美國還可以加入亞投行，進一步伸張它的經濟利益」。這些建議，簡直是重演農夫與蛇的故事。易明的局限在於，她一輩子研究中國，卻未能洞悉中共政權的本質是極權主義，比納粹還要邪惡和危險。她在書中大量引用親北京的各類學者的言論，諸如李成、鄭永年等，其實這些人是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是喉舌而非有獨立洞見的學者，她在某種程度上收到這些人的誤導。
易明認為中國太大，美國不能斷絕與中國在若干議題上的合作，諸如北韓、伊朗的核問題，全球暖化等。這正是傳統上民主黨人和若干共和黨建制派的思路，在過去三十年來已證明失敗了。台灣評論人楊光舜在《外交家》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拜登團隊的兩岸政策》的文章指出，民主黨決策者傾向支持美國對同盟作出更多承諾、對國際組織投入更多投資、採取多邊解決爭端機制、並處理氣候變遷問題。比如，瑞特納及小布希政府國家安全會議及國防部資深官員范騰（Richard Fontaine）建議對中國要採取「議題式的競爭」，而不是重演冷戰式的全面對抗。在氣候變遷及核武不擴散議題上，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前國家安全顧問唐尼倫（Tom Donilon）在認知到中國科技進展對美國構成的挑戰後指出，美國在科技發展上投入更多投資，並接納更多優秀移民，會是比對中國加關稅更好的反制措施——然後，所謂優秀的移民，是否包括中國派出的間諜和竊賊呢？美國如何對此進行甄別呢？楊光舜的結論是：雖然許多民主黨人的看法已經有所轉變，但要說民主黨今日的對中政策有了「典範轉移」還言之過早。尤其是他們還是主張在許多方面必須要跟中國用談判、溝通的方式，找出合作的可能。這就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習近平的野心不可能被美國「善意引導」，這種想法本身就是與虎謀皮。因此，川普政府不再對習近平政權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將中國正確定位為首要的戰略對手。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說，美國針對中國的外交努力已經奏效，國際社會在覺醒，「潮流正在轉向」。他舉例說，有三十多個國家禁止使用不可信的華為的技術；丹麥拒絕中共對其報紙進行新聞審查的企圖並對北京在北冰洋的活動感到警覺；瑞典關閉了境內所有的孔子學院；立陶宛情報部門首次把中國列為潛在的威脅；印度禁止使用一百零六個中國的應用程序；美國、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英國加大了在南中國海的海上軍事演練等等。美國的盟友紛紛歸隊，中國和習近平逐漸陷入孤家寡人之境地。
在這一大轉折、大脫鉤的歷史關頭，西方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們也需要在知識結構、研究範式上作出重大調整，否則他們又將犯下當年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的致命錯誤——沒有一個蘇聯問題專家預測到蘇聯的崩潰居然如此之快。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