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是習近平的救命稻草嗎？
習近平時代重要的經濟政策「國進民退」在胡溫後期就已經開始推行，習近平則將此政策大大加速。
在中國，國有企業是政府的代理人，國有企業負有為北京推動戰略目標的任務，它一直在天然資源開採、基礎建設發展這類領域達成政府的政治和經濟目標。中共官方文件指出，國有企業「是黨和國際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
易明發現，在對待國有企業的態度上，李克強與習近平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分歧。李克強曾經說過：「要對僵屍企業、產能過剩企業狠下刀子。」所謂「僵屍企業」就是連續虧損三年、環保與科技水準沒有達到標準、不能配合國家工業政策，以及極度仰賴政府或銀行才能生存的企業。李克強還希望讓國有企業「減肥瘦身」。但李克強很快被習近平剝奪了經濟政策的決策權，成為中共歷史上最弱勢的總理。
習近平對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的思路是「大就是美」，這符合他在其他領域好大喜功的風格。習近平重用的國資委主任蕭亞慶說：「我們這個事業的規模愈大愈好。」二零一二年，中國有兩百七十五起國企合併案；到了二零一四年，增加到四百八十一件。二零一五年，中國遠洋運輸集團與中國海運集團合併組成中國遠洋海運集團。二零一六年，中國兩家最大的水泥廠中國建材集團與中國中材集團合併，兩家最大的國營鐵路公司和兩家國營電力公司也整合了。經過一系列的整合，八十三家中國國有企業登上世界五百強榜單，排名二、三、四的分別為中國國家電網、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中國石油化工集團。這樣的排名大概能夠滿足習近平的虛榮心，但無法掩蓋中國國企面臨的危機——實際上，國有企業債台愈筑愈高，繼續揮霍寶貴的貸款，提供的新就業機會卻寥寥無幾。
習近平缺乏經濟學常識，卻要像毛澤東一樣壟斷經濟政策的決策權。鄧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秘密，卑之無甚高論，只是將毛時代鐵桶一般的計劃經濟鬆綁，引入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因素而已。計畫經濟必然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早在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大師海耶克之前，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俄羅斯經濟學家鮑里斯·布魯茲庫斯（Boris D. Brutzkus）就針對蘇俄當局實施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提出尖銳的批評意見——他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被蘇俄政權驅逐出境，更多的俄國知識分子因為對蘇俄經濟體制提出負面看法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指出，在這種中央集權的國有體制之下，工人淪為奴隸勞工，千百萬農民走向毀滅。「在蘇俄的經濟經濟中，從中央政府到每個小部門，經濟管理必定都是政治管理；經濟活動參與者的利益必須到處服從整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企業不論大小，前面必定站著一個政治上的自己人——共產黨人。管理著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不是專家而是外行，這也是該體制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布魯茲庫斯認為，蘇俄的計畫經濟是一個完全從政治出發設計的經濟制度，該制度徹底無視民眾的需求。經濟制度成為政治的附庸，說明市場的主導力量從民眾經濟生活中被徹底排除，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情。七十年代，蘇聯政權終因經濟崩潰引發了政治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