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控制行為的行政體系無遠弗屆、行之有年，滲透了日常生活，時而封賞，時而懲處，人事檔案只不過是其中一二。隨著網路發展，社會控制計畫一同擴張，比如說「金盾工程」就是個廣大的線上監控系統，一旦使用者傳送的訊息夾帶敏感詞，像是「西藏獨立」或「天安門事件」，中國的網路偵測器就會停用該人的網路或社群媒體帳戶。
即使我們的政治與文化天差地遠，但中國社會信用計畫有愈來愈多證據顯示監控資本主義的邏輯，以及其創造的機器控制力量。芝麻信用加強了監控資本主義計畫的每個面向，自動化的行為修正機器將上億人捲入其中，逐漸浮現的行為未來市場持續分送利益與獎章，有如揮灑著寶可夢精靈粉，藉此換取保證結果。
中國使用者每接觸一次數位裝置，便受到轉換、分類、排入佇列供預測之用，但我們也一樣。我們在Uber、eBay、臉書、許許多多網路事業上受到評等，這些還只是我們看得見的評區分。中國使用者會得到一個「人格」分數，美國政府則要求科技公司訓練演算法，計算「基進」分數。影子文本的工作是以無數方式來評估、分類、預測我們的行為，我們對此一無所知，無從對抗──這些就是我們的數位人事檔案。在信用評分這方面，英美的銀行與金融服務會挖掘、分析社群媒體的數據，建立浮動商業模型，據此給予信用分數，臉書本身就曾暗示對這方面的興趣，還申請了專利，這些打算之所以作罷，全是因為聯邦貿易委員會警告要介入規管。
牛津大學中國研究學者羅傑．克雷默（Rogier Creemers）是最早翻譯社會信用相關文件的人之一，他觀察到：
「邁向社會工程、『鼓勵』一個人做出『良好』行為的潮流，正好與矽谷的觀點相仿，這種觀點認為透過科技的破壞性力量，可以一勞永逸解決人類的問題……就這個角度而言，或許最令人震驚的部分不是中國政府的意圖，而是這與其他國家的科技發展方向多麼類似。」
二〇一七年，一場監控科技博覽會於深圳舉行，會場擠滿來販售最新產品的美國企業，尤其是裝設人工智慧與臉部辨識功能的監視器。英國監視設備經銷商CCTV Direct的總經理也身在其中，他一方面慨嘆道，相較於中國監控設施的技術，「西方國家落後太多了」，另一方面又深感安慰：「生於此地的科技，最終落腳於美國的家庭、機場與公司。」
西方的監控資本主義與中國逐漸成形的社會信用體系，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機器控制力量及國家權力相互糾葛與結合的模式，這是結構上的差異。在西方，如我們所見，模式有許多類型，最初國家扮演了搖籃和避風港的角色，隨後轉變為熱切的學生與嫉妒的親戚；監控資本主義與其機器已然成熟，兩者的合作關係儘管時斷時續，卻又是必要的。關鍵的機器控制能力掌握在監控資本主義大企業手裡，國家非得與這些公司合作，透過他們來使用國家追求的力量。
在中國的脈絡中，國家主掌一切、擁有一切，這並不是市場計畫，而是政治計畫，用機器解決方法來形塑自動化行為的新社會，以取得政治和社會上的保證結果：無恐怖的確定性。所有供應鏈的各個管道，都會把行為剩餘傳送至這個複雜的行為修正新手段，國家化身為行為之神，一手掌握影子文本，決定由影子文本塑造的增強時制與例行行為。自由遭到知識剝奪，然而這些知識由國家享有，不為牟利，而為延續國家本身的生命。
＊作者為哈佛大學商學院榮譽退休教授，也是該校第一位獲得終身職的女性學者。長期投入研究數位社會的崛起，包括它對個人、組織與社會的影響，以及其對於資本主義的過去及未來的影響。此外，還建立並主持高階管理計畫「奧狄賽：下半場人生學校」。另著有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and The Support Ec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