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單上的被執行人不能購買機票、高鐵票、火車一等座與商務座車票，不能買賣或建造房屋，子女不得就讀高收費學校。被執行人將限制入黨、入伍、在黨內與軍中晉職晉級、接受表揚及擔任職務。假如被執行的對象是一間公司，該公司可能不得發行證券、接受外資投資、參與政府工程。
根據一份《中國日報》的報導，自從黑名單在二〇一三年生效，已自動履行被執行人限制購買機票六百一十五萬人次，藐視法庭者限制購買高鐵票兩百二十二萬人次，約七萬一千人由於債務而錯失在企業擔任管理職的機會。中國工商銀行表示，該行已拒發逾六十九億七千萬人民幣（約十億一千萬美元）給名單上的被執行人。沒人被送進再教育營，但被執行人不得購買奢侈品。根據商務部研究院信用研究所所長所言：「由於這些不便，名單上約有百分之十的被執行人開始自主償還銀行欠款，這表示社會信用系統是有用的。」行動經濟完全按著計畫走。
對於芝麻信用的四億用戶而言，機器控制力量與國家權力結合帶來的衝擊不小。登錄在黑名單上的人發現，信用體系的設計令他們陷入向下沉淪的螺旋，一去不回：
「剛開始，你的分數下降，接著朋友聽說你被加入黑名單，怕自己受影響，於是悄悄把你從聯絡人刪除，這件事被演算法注意到，結果你的分數便再度驟降。」
中國政府的願景飽含難以企及的雄心壯志：利用演算法篩選無止無盡的公共與私人數據洪流，包括來自各領域的線上與線下體驗，再進入十五億人的個人生活，讓演算法獎勵、懲罰、塑造行為，連最新的公車票也不放過，藉此將社會行為給自動化，實現澈底覺察與絕對確定性的大夢。目前，這項計畫打散成許多個前導計畫，不只散布於多間科技公司，也散布在各個城市之間，因此難以掌握政府希冀達成的規模。眾多專家相信，要將這等浩大、複雜的系統合而為一是很困難的，甚至不可能辦到。
我們也有理由認為，社會信用系統對本書主題未必有那麼關鍵。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是，中國並非民主國家，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天差地遠。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研究員汪洋（Yang Wang，音譯）認為，中國文化不如西方文化重視隱私，況且多數中國人都已對政府的網路監控和審查有一定的了解，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前，中文辭典甚至不存在「隱私」這個詞。中國人民早已接受身分證內含生物辨識晶片，接受「計畫生育」，如今又接受了社會信用評等，畢竟中國社會的監控與資料蒐集持續了數十年。比方說，「人事檔案」就是內容涵蓋廣泛的個人檔案，累積數百萬公民一生中從小到大的資訊，這套「始於毛澤東時代的系統記錄每個人最私密的小事」，由教師、共產黨官員、單位人員更新，一般公民無權閱覽檔案內容，遑論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