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監控資本主義先驅:《監控資本主義時代》選摘(2)

2020-08-17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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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如今累積的行為數據規模,已遠超過提升服務品質的需求量,這種稱為行為剩餘的剩餘,即是翻轉遊戲規則的零成本資產,其原始用途是提升服務品質,後來卻轉而用來打造利潤極高的市場交易手法。(圖/取自flickr)

谷歌如今累積的行為數據規模,已遠超過提升服務品質的需求量,這種稱為行為剩餘的剩餘,即是翻轉遊戲規則的零成本資產,其原始用途是提升服務品質,後來卻轉而用來打造利潤極高的市場交易手法。(圖/取自flickr)

他仰望星斗,鳥兒飛進他的視野;

河水氾濫,堡壘傾倒;

他的預言,偶爾精準無誤,

而那些正確的臆測,總獲得豐厚的回饋。

――威斯坦.休.奧登,《來自中國的十四行詩》,第六首

谷歌:監控資本主義先驅

谷歌之於監控資本主義,如同福特汽車或通用汽車之於管理資本主義,其基礎為大眾生產手法。新的經濟邏輯與商業模式,在特定時空被人發現之後,會因為試驗與錯誤而更臻完美。在我們所處的年代,谷歌成為監控資本主義的先驅、發掘者、經營者、實驗者、領導實踐者、楷模以及擴散樞紐。通用汽車與福特,都是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的先驅代表,這也讓他們長年來都是學術研究的主題,更是大眾迷戀的對象,因為他們的成功與普及所傳達的意義,已遠超過一般個人企業。谷歌的操作也同樣值得受到此般檢視,我們不單只是要針對谷歌這間公司進行批判,更是要將其當成起始點,藉此針對力量強大的新形態資本主義進行分析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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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Google這樣大公司的職缺,必須到該公司的專屬網站上搜尋,並且直接投遞履歷。(圖/取自pixabay)
谷歌成為監控資本主義的先驅、發掘者、經營者、實驗者、領導實踐者、楷模以及擴散樞紐,我們不單只是要針對谷歌這間公司進行批判,更是要將其當成起始點,藉此針對力量強大的新形態資本主義進行分析與整理。(圖/取自pixabay)

谷歌曾將廣告貶為最低階的業務,其AdWords團隊由七名員工組成,多數成員都跟創辦人一樣對廣告相當反感。賴利.佩吉與謝爾蓋.布林曾在一篇指標性文章中,揭露谷歌搜尋引擎的概念,並表述自己對廣告業務的觀感。這篇文章在一九九八年的全球資訊網會議(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上發表,名為〈大規模超文本網路搜尋引擎解析〉(The Anatomy of a Large-Scale Hypertextual Web Search Engine),其中提到:

「我們認為由廣告商贊助或金援的搜尋引擎,立場本來就會比較傾向廣告商,因而偏離消費者的需求。這種傾向雖然難以察覺,對市場卻有極大影響力……我們相信廣告的爭議已構成複雜、充足的動機,我們必須在學術領域中,打造一個透明、具競爭力的搜尋引擎。」

谷歌的第一筆收益,其實是透過獨家授權交易,靠著提供入口網站網路服務而來,他們的客戶包含雅虎與日本的BIGLOBE。另外,將贊助商的廣告與搜尋指令關鍵字相互連結,也讓谷歌獲得不多不少的收益。其他搜尋引擎的商業模式也可作為參考。搜尋引擎市場上的其他競爭對手,像是當年大型入口網站AOL獨家使用的Overture,還有微軟使用的Inktomi,都是靠將網頁編列為索引來收費獲利。Overture的另一項政策是讓廣告商付錢購買搜尋結果中的排名,他們也靠這點引來不少線上廣告,但這正是布林與佩吉詬病的手法。

著名分析師公開提出質疑,認為谷歌可能無法戰勝商業模式更穩健的敵手。《紐約時報》就拋出疑惑:「具有強大科技的谷歌,能否建立至少還像樣的商業模式?」

Mac筆電誕生10年了,為全世界帶來多少變革?(圖/Pexels)
谷歌的第一筆收益,其實是透過獨家授權交易,靠著提供入口網站網路服務而來;另外,將贊助商的廣告與搜尋指令關鍵字相互連結,也讓谷歌獲得不多不少的收益。(圖/Pexels)

發現行為剩餘

在政治領域,只要喊出「例外狀態」的口號,彷彿就能讓法律暫時失效,並以危機為藉口替新的執行權力開脫。二〇〇〇年底對谷歌來說,放棄谷歌與使用者之間的互惠關係,似乎已成為合理決定。創辦人決定收回過去對廣告的激烈、公開反對。為了不讓投資者繼續感到焦慮,創辦人賦予迷你AdWords團隊一項新任務,請他們想出賺更多錢的方法。佩吉希望該團隊能為了廣告商將整個作業流程簡化,在此新操作中,他堅持廣告商「甚至不能干預關鍵字的選擇──谷歌會替他們選關鍵字。」

從操作上來看,這代表谷歌會將其不斷擴充的行為數據、運算能力還有科技專長,用來應付此單一任務,也就是將廣告與搜尋指令配對。這時,新的說詞相應而生,目的是合理化不尋常的新操作。如果廣告必須存在,那這些廣告也得跟使用者「相關」才行。廣告不會再與搜尋指令中的關鍵字連結,谷歌會將特定廣告「對準」特定個體。秉持這項最高原則,就能兼顧廣告與顧客的相關性以及廣告商之價值。

不過在新的宣傳說詞中,有件事他們沒說:為了達成新目標,谷歌會利用敏感的使用者資料,首度邁出步伐踏進未知的領域。此敏感使用者資料的唯一來源,就是谷歌獨有、鉅細靡遺的附帶行為數據,而貢獻此行為數據的則是其數百萬、數十億名使用者。為了達成新目標,行為價值再投資循環迅速、悄悄地屈服於另一項規模更大、更複雜的操作。原物料先前只用來提升搜尋結果的品質,現在則用來針對特定個體使用者進行指定目標廣告投放。有些數據會持續拿來提升服務品質,不過數量愈來愈龐大的附帶數據經過重新處理後,會用來替谷歌與廣告商提升廣告利潤。那些除了能提升服務品質,還具有其他用途的行為數據,就構成了所謂的剩餘。藉由行為剩餘的力量,這家年輕的公司終於找出「穩定獲取利潤,使利潤呈指數增長的方式」,掌握關鍵生存能力。多虧創辦人的危機意識,新的突變種終於開始成形,並在公司與使用者的原始關係中,那份固有、以提倡為導向的社會契約裡扎根。

學會保護眼睛,對長期盯著電腦的上班族更加重要!(示意圖/Pakutaso) 
有些數據會持續拿來提升服務品質,不過數量愈來愈龐大的附帶數據經過重新處理後,會用來替谷歌與廣告商提升廣告利潤。(示意圖/Pakutaso) 

谷歌所聲明的例外狀態不僅是二〇〇二年的社會背景,也是昭示監控資本主義扎根的分水嶺。谷歌對行為剩餘的重視,使他們在當年四月再度跨過另一道門檻。某天一早,數據日誌團隊抵達辦公室,發現有句很不尋常的句子躍上搜尋排行榜之首:「卡洛.布雷迪(Carol Brady)婚前姓什麼?」為什麼民眾突然對一九七〇年代的電視劇角色感興趣?身為數據科學家與日誌團隊組員的艾米特.帕托,對《紐約時報》描述這起事件時表示:「要先知道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才有辦法解讀這個現象。

團隊著手解謎。首先,他們看出搜尋指令的模式呈現出五個高峰,每個高峰出現的時間,都始於每個小時的第四十八分鐘。後來他們發現,此搜尋指令呈現的模式,是受到知名電視節目《超級大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的影響。這五個高點,分別反映出節目在連續時區中播出的時間,而最後一個高點落在夏威夷。節目主持人拋出問題,詢問卡洛.布雷迪婚前的姓氏,因此節目在每個時區播出時,相關搜尋指令就立刻湧入谷歌伺服器。

《紐約時報》指出:「對某些人來說,卡洛.布雷迪數據的精確度,實在是大開眼界。」布林也對搜尋引擎預測力量之準確感到訝異。搜尋引擎竟然能搶在傳統媒體之前,揭示事件的發生與趨勢。他對《紐約時報》表示:「這就像第一次使用電子顯微鏡那樣,彷彿是個能即時修正預測結果的晴雨錶。」《紐約時報》指出谷歌的高級主管口風很緊,都不說公司會如何將大規模搜尋數據進行商業化運用。某位高級主管透露:「這些數據蘊藏無窮潛力。」

谷歌最早期的網路廣告,效用比多數同期線上廣告更高,因為谷歌將廣告與搜尋指令連結,還能追蹤使用者是否真的點擊該廣告,這就是所謂的「點擊」率。雖然手法創新,但他們跟廣告商收費的方式還是遵照傳統:以點擊廣告的使用者數量來計價。擴展搜尋引擎之後,谷歌建立了名為AdWords的自助式系統。在此系統中,使用廣告商關鍵字的搜尋指令,會自動收錄廣告商的文字框並附上登錄頁面連結。而刊登廣告的費用,則依廣告於搜尋頁面的位置而定。

同樣在發展搜尋引擎的競爭新創公司Overture,開發出一種網頁置入位置的線上競標系統,來針對關鍵字排列線上廣告的優先順序。谷歌除了沿用這套模型,更對其進行大改造並提升其效能,推出一個必然會改變資訊資本主義樣貌的產物。彭博社(Bloomberg)記者於二〇〇六年表示:

「谷歌將每次點擊之價格,乘以他們估算的使用者實際點擊廣告之機率,並根據此運算結果,將最好的搜尋位置提供給可能支付最高報酬的廣告商,藉此最大化來自珍貴資產的收益。」

滑手機(圖/niekverlaan@pixabay)
谷歌最早期的網路廣告,效用比多數同期線上廣告更高,因為谷歌將廣告與搜尋指令連結,還能追蹤使用者是否真的點擊該廣告,這就是所謂的「點擊」率。(圖/niekverlaan@pixabay)

谷歌運用行為剩餘這個重大的祕密發現來訓練優越的運算能力,打造出此關鍵乘數。此後,不斷成長的機器智慧以及規模持續擴大的行為剩餘,就成了前所未見之資本累積邏輯的基礎。谷歌的再投資循環目標,原本只是用來改善使用者經驗,後來卻拿來開創史上影響力最深遠、運用最尖端科技的原物料供給操作,並使其成為制度化事實。從此之後,收益與成長就更依賴行為剩餘了。

廣告投放一直以來就像猜謎遊戲:藝術、人際關係、傳統智慧、標準操作,但從來就稱不上是「科學」。將特定訊息傳送給特定對象,而且投放的時機點還最有可能讓訊息實際影響特定對象的行為,這個概念不僅在當時,甚至在現今都是廣告界夢寐以求的目標。發明家指出,線上廣告系統都無法達成這個難以企及的目標。當時,谷歌競爭對手使用的主流操作手法,是將廣告對準特定關鍵字或內容,但這種手法無法找出「與特定使用者」相關的廣告。現在,發明家提供具有科學根據的解決方案,滿足廣告業務主管野心勃勃的夢想:

我們必須提升瞄準部分使用者需求的廣告相關性,這些使用者需求包含搜尋指令或是檔案需求……讓廣告與提出需求的使用者更相關……目前的發明或許包含創新的手法、儀器、訊息格式以及/或資料結構,來判定使用者檔案資訊,並運用這些資訊來進行指定目標廣告操作。

換言之,谷歌不會再單純將挖掘而來的行為數據拿來提升服務品質,而是利用這些數據來判讀使用者的心思,藉此投放他們會感興趣的廣告。而使用者會對什麼事物感興趣,則可以靠線上行為的附帶軌跡來推導判斷。谷歌具有獨家取得行為數據的管道,他們就能知道特定個體在特定時空下,在想什麼、做什麼以及心中有什麼感覺。此操作對我們來說已不稀奇,甚至也不值得一提,這就顯示群眾的心理有多麼麻木,麻木到對資本家大膽、史無前例的新操作習以為常。

此專利所描述的技術,顯示每當使用者到谷歌搜尋引擎輸入指令後,系統會在執行檢索的同時,提供以特定配置手法呈現的特定廣告,而這一切都能在彈指之間完成。用來迅速將搜尋指令轉化成廣告所需的數據,已遠超出搜尋詞彙的指稱意義。而這種將指令轉為廣告的預測式分析則封為「比對」(matching)。建立新的數據組合後,就能藉其大幅提升預測的準確度,此數據組合就是所謂的「用戶檔案資訊」(user profile information,簡稱UPI)。藉由嶄新的檔案組合,廣告商就不用再玩猜謎遊戲,也不用繼續浪費廣告預算。數學運算的精確性,取代原有的不確定性。

雖然在谷歌與使用者的原始社會契約中,使用者本該有維護個人資訊的權利,但此專利的一大目的,就是要讓其廣告商知道,谷歌科學家絕不會受使用者的自主決定權阻礙。發明家更提醒,就算使用者提供UPI:

「資訊也可能在有意或無意之下與事實不符,或是變得過時……就算系統未收到詳盡資訊……某位使用者的UPI,還是能透過各種手法判定(或更新、擴充)出來……一份最初始的UPI中,可能包含部分明確輸入進系統中的UPI資訊,但就算未包含也無礙。」

藉此聲明,科學家清楚表明他們非常願意,而且也能靠著自己的發明來克服使用者決定權構成的阻礙。谷歌獨有的操作手法,讓他們得以監控、捕捉、擴張、建構並占有行為剩餘,就算在使用者刻意不分享數據的情況下仍是如此。即便使用者積極抵抗,也擋不住科學家蒐集個人數據的手段。那些為了滿足商業目的,而搜尋、占有並分析他人行為的手段,絕對不受道德、法律或社會因素的阻撓。

3c產品、小孩、滑手機、平版、平板電腦。(圖/pixabay)
谷歌獨有的操作手法,讓他們得以監控、捕捉、擴張、建構並占有行為剩餘,即便使用者積極抵抗,也擋不住科學家蒐集個人數據的手段。(圖/pixabay)

如果要用更淺白的語言來描述,可以說谷歌的發明開創一種全新能力,這種能力能推導、演繹出個體或團體的思維、感受、意圖和興趣。而這一套全自動架構就像單向鏡一樣,完全不管使用者是否知道此操作的存在,也不在乎使用者是否同意,讓谷歌獲得祕密取用行為數據的特權。

谷歌不再是意外數據的被動接收者,也不會僅將這些數據回收利用,藉以回饋使用者。指定目標廣告專利讓我們看出谷歌一路以來的探索歷程,從一開始以提倡為導向的操作,演變成行為監控手法的應用,最後發展出成熟的資本累積邏輯。行為價值再投資循環成為新商業算計的工具,這一段演進過程中的推演邏輯,就具體而微地展現在發明身上。行為數據的價值,過去「完全」用來提升搜尋引擎的品質,現在卻成為谷歌獨有的重要原物料來源,專門用來建構強大的線上廣告市場。谷歌如今累積的行為數據規模,已遠超過提升服務品質的需求量。這種稱為行為剩餘的剩餘,即是翻轉遊戲規則的零成本資產,其原始用途是提升服務品質,後來卻轉而用來打造利潤極高的市場交易手法。

對於社會大眾而言,這些能力與操作根本難以理解,但對於那一小群排外的數據神父而言,要理解這些概念卻是易如反掌,而在他們之中谷歌是「超人」(übermensch)般的存在,他們的手法不為外界所知,而且也無視於社會規範或個人自決權的主張。這些行為與動作,一步步建立起監控資本主義的基礎機制。

谷歌創辦人主張的例外狀態,讓年輕的傑奇博士(Dr. Jekyll),化身為肌肉發達、殘忍無情的海德先生(Mr. Hyde)。海德先生堅持要在自己喜歡的時間與地點捕捉獵物,將他人自決權視為無物。新版谷歌忽視個體自決主張,不承認開發與攫取的行為仍有不可逾越的具體界線,拋開個體決定權的道德與法律意涵,並重新塑造現況,讓科技投機主義與單方面的權力展現成為主流。嶄新的谷歌向真正的客戶保證,會盡己所能將人類欲望朦朧難懂的固有特質,轉化為科學事實。新版谷歌就像一股超能力,不僅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更專注追尋自己的目標,將其他人遵從的社會契約踩在腳底。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套書立體書封。(時報文化出版)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套書立體書封。(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為哈佛大學商學院榮譽退休教授,也是該校第一位獲得終身職的女性學者。長期投入研究數位社會的崛起,包括它對個人、組織與社會的影響,以及其對於資本主義的過去及未來的影響。此外,還建立並主持高階管理計畫「奧狄賽:下半場人生學校」。另著有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and The Suppor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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