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到《臺灣民報》為主的反抗運動中，其主要成員大半來自中部地區，尤其以彰化人最多。日本時代彰化子弟大量參與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反抗殖民統治，而成為官方眼中最頭痛的地區，日本官方報刊《臺灣日日新報》就曾指控彰化是「思想惡化」的地方。
臺灣文化協會早期幹部與主要會員五十二人中，中部地區人士超過半數，尤其彰化人占了二九％，比例相當高，如會員林伯廷、甘得中、王金海、石錫勳、許嘉種、施至善、吳蘅秋、李崇禮、莊太岳、丁瑞圖、丁瑞魚、陳虛谷、葉榮鐘、葉廷珪、莊垂勝、賴和、林糊、楊木、林篤勳、吳清波、吳石麟、林篤勳、李應章、謝廉清等等，都來自彰化。《臺灣民報》的筆陣中，黃呈聰、王敏川、黃周、謝春木、賴和等彰化子弟也扮演重要角色。一九二○年代中期以後，社會主義思想盛行，彰化子弟王敏川、許乃昌、蔡孝乾，黑色青年陳崁、蔡禎祥等人活躍一時。彰化與臺北兩處，成為無產青年聚集之地，並影響日後政治運動的走向。
王敏川，一八八九年生，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臺灣青年會會員，並擔任《臺灣青年》等報刊的編輯，筆名錫舟。他也擔任文化協會理事，曾因治警事件繫獄。文化協會分裂後，王敏川是左傾化新文協的重要幹部，他退出地主資產階級經營的《臺灣民報》，前往東京主辦共產主義路線的《臺灣大眾時報》，因日方嚴密取締而停刊。一九二九年他更領導新文協，將連溫卿等溫和社會主義者逐出文協，文化協會日益激進之下，一九三一年日本官方發動大逮捕而入獄。左翼青年領導者王敏川入獄六年期間，健康情形惡化，出獄兩年後於一九四二年去世。
許乃昌，一九○六年生。父親許嘉種活躍於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等政治運動，因不想兒子受日本人的教育，將十六歲的許乃昌送到中國上海濟南中學就讀，再進入上海大學。
受到父親影響，十七歲的許乃昌就已對政治活動十分熱衷。在上海大學就讀時，他與蔡惠如、彭華英等人組織上海臺灣青年會；又與林坤堯、張沐真等人共組「平社」，發行《平平》旬刊；並和朝鮮人成立臺韓同志會，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呼籲臺灣、朝鮮民族共同鬥爭。
年紀輕輕的許乃昌常以秀湖、秀湖生、沫雲等筆名在北京、上海、東京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因此受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的賞識，推薦他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許乃昌是第一位被共產國際安排到莫斯科學習的臺灣人，赴俄時才十八歲，他向第三國際提出了日文寫成的〈臺灣情勢報告書〉，除敘述臺灣地理、政治等背景外，也說明左翼分子在臺灣、日本、上海的活動情形，成為共產國際最早獲得的臺灣相關第一手資料。根據許乃昌的報告書，一九二四年四月臺灣中部地區就已經籌組共產主義運動團體「赤華黨」，但因總督府當局嚴密監視，很快地移往上海開成立大會。赤華黨黨員四十九人，其中有十二名勞動者，其餘都是知識分子。
據許乃昌所稱，赤華黨成員包括：彰化人賴維種，臺中商業學校畢業後到北京求學；王傳枝是新聞記者；臺中大雅人張煥珪，臺中中學畢業，是霧峰林家林烈堂的女婿，日後創立了新民商工，也是中央書局董事長；吳沛然，臺中人，曾捐助臺中中學的創設，實業家；謝廉清，彰化人，臺中商業學校畢業，一九二三年入北京朝陽大學，是《臺灣民報》北京通訊員，一九二四年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蔡炳曜，臺中清水人，蔡惠如的長子，早稻田大學畢業，後長期滯留北京。
到莫斯科學習的許乃昌，難以適應俄國酷寒天候，不斷生病，只好休學。一九二五年八月，許乃昌自俄國歸來、進入東京，日本警方對他展開調查。他編了一套故事，交代自己如何到俄國，順利通過日本警方的盤問。警方調查報告書還標記著「許乃昌，十九歲」。
進入日本之後，許乃昌又是一尾活龍。他先在正則英語學校就讀，再進入日本大學，與東京帝國大學商滿生、高天成、中央大學黃宗堯、日本大學楊貴（楊逵）、楊雲萍等人，在「帝大新人會」的指導下研讀馬克思主義，並成立「臺灣新文化學會」。
一九二六年，許乃昌與陳逢源在《臺灣民報》上掀起「中國改造論」大論戰，戰況如火如荼。面對陳逢源等資深老手，他毫無懼色，侃侃而論，批評地主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路線，主張臺灣應該選擇社會主義路線，聯合無產階級，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一九二七年三月，東京臺灣青年會在他主導下成立「社會科學研究部」，吸收左翼青年加入，最後造成臺灣青年會左右分裂。
不過，中日戰爭煙硝漸起的時刻，許乃昌逐漸「轉向」。因為父親許嘉種的安排，他進入資產階級主辦的《臺灣新民報》工作，該報社會主任黃呈聰與許嘉種是文化協會的老戰友，因欣賞許乃昌的才華，將長女黃錦繡許配給他。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許乃昌在戰後初期臺灣文化界扮演重要角色。許乃昌正是前日本臺灣獨立聯盟主席、前駐日代表許世楷的大伯父。
彰化的社會主義運動盛行，彰化無產青年更與臺北無產青年齊名，蔡孝乾是其中的知名人士。蔡孝乾，彰化花壇人，一九○八年生。一九二○年代就讀國共合作的產物上海大學社會系，成為左翼青年的養成過程和許乃昌如出一轍。他與蔡惠如、彭華英、許乃昌等人成立上海臺灣青年會、共產主義色彩濃厚的「平社」，也積極向《臺灣民報》投稿，並與張我軍並肩參與新舊文學論戰，又聲援許乃昌、大戰陳逢源的「中國改造論」論戰。一九二八年四月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蔡孝乾雖未出席，卻仍被選為五位中央委員之一，並成為三名中常委之一。
一九二八年臺灣共產黨被日警破獲，蔡孝乾先是躲藏到廈門、漳州等地，一九三二年與彰化同鄉施至善等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深入延安，曾擔任過八路軍總政治部抗敵工作委員會主任，是中國共產黨之中職位最高的臺灣人。
戰爭結束後，一九四六年初中國共產黨派他回到故鄉臺灣發展組織，二二八事件後臺灣人對國民黨政府失望，共產黨組織得以快速發展，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大約吸收了一千三百名黨員。但是，一九五○年蔡孝乾被捕後，卻將所有地下黨員招出，使得各地組織一一被破獲。蔡孝乾變節出賣同志，換取一己安享餘生，晚年擔任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少將副主任。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