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對香港有著兩個重要意義，除了「回歸」二十周年，另一個重要事件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這兩個事件分別是標誌著香港當代發展重要轉折，深深影響著香港的今日與未來。而愈來愈多的香港人，也開始從回顧歷史，尋找香港未來的新出路。
「反英抗暴」港府授勳章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正狂潮席捲中國大陸。當年四月，香港一家工廠的勞資糾紛，引發左派工會與港英政府全面抗爭。
就在衝突還未平息之際，中國政府表態支持工人批判英國，這場香港工人抗爭也變成中英之間的衝突。而解放軍越界與港警英軍衝突，讓中國即將出兵收回香港的傳言甚囂塵上。
這場被中共或香港左派稱為「反英抗暴」的風暴到當年年底才平息。事後多把「六七暴動」歸因於香港左派，包括中國駐港機構新華社，受到文革極左風潮感染而左傾盲動。事件經過五十年，許多真相還沒有被揭露，當年參與事件的左派也多有所保留。而隨著九七回歸，不少暴動領導人也獲得平反，甚至引領抗爭的工會領袖楊光在二○○一年還被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
到底周恩來對事件瞭解多少？記者出身的羅恩惠在六七暴動五十年之際拍攝了記錄片《消失的檔案》，要解開六七暴動之迷。羅恩惠採用的主要史料根據，是吳荻舟留下的《六七筆記》。吳荻舟曾任《文匯報》社長、一九六○年代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
據吳荻舟女兒吳輝指出：「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期間，周恩來指示，由國務院港澳組、外交部、中央調查部等組織了『聯合辦公室』，父親負責『群眾鬥爭組』，每天把香港的事態向周總理秘書錢家棟匯報請示。」他留下的筆記顯示，周恩來相當掌握香港的情況。
中國不準備收回香港
吳荻舟筆記指出，周恩來要香港左派分紅、灰、白三線工作，紅代表左派、灰較模糊，而最發揮作用則是白線，即隱蔽的工作模式：「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
吳輝指出，在父親留下的一分會議記錄中，周恩來當年五月曾表明：「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而這正符合中共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
香港在五十年後回顧「六七暴動」，其中一個意義是香港人開始重新探索本土歷史，進而藉此看清未來出路。例如，由吳輝、羅恩惠整理出來的資料顯示，中共地下黨像白蟻一樣地在香港活動，也讓人想到今天中聯辦與許多未曝光地下黨員的角色。中聯辦前身新華分社，它另一個身分就是中共港澳工委，也就是在香港指揮六七暴動的中心。
「六七暴動」影響香港之後半世紀的發展。當年也是左派青年的李怡曾參與六七暴動宣傳戰，但後來脫離左派。他回顧這段歷史說：「六七暴動前，很多香港人只把這裡當過客；六七暴動卻發現中共根本沒能力收回香港。」一個現實原因是當時中國沒錢，而香港是中國重要外匯來源，所以毛澤東拍板說「香港還是那樣子」。「香港人清楚看到這點，這個地方是可以長期生活認同的地方。」李怡指出。
麥理浩開啟香港黃金十年
另一方面，「六七暴動」影響了港英政府對香港治理心態。過去香港人不關心在地政治，殖民者覺得民眾都不把這個地方當自己的家，為什麼他要在乎？「六七」之後，港英政府最主要的改變，表現在一九七一年底上任的第二十五任港督麥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為香港帶來的「黃金十年」。
麥理浩是中國通，四九年前駐過福州、漢口，去香港前駐過越南。對香港史頗有研究的劉細良說，麥理浩對香港的建設是從帝國利益出發，他到香港時，就想到未來要和中國協商香港前途問題。「他把香港打造成一個模範城市，一個對中共而言會下金蛋的鵝，就是為了延續對香港的管治。」
麥理浩在一九七二年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指出：
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素質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準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以至在它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
這可幫助爭取額外的時間，令中國的情況逐步演進，甚至影響中國政府令它考慮或者日後在它的主權之下繼續給予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而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英國與其他國家在這殖民地的利益。
麥理浩不只開展地鐵、海底隧道、新市鎮開發等硬體建設，並推動社會福利。更重要的是展開行政改革，建立一個以行政主導的諮商民主。劉細良指出，麥理浩用「民生抗共」而非「民主抗共」，建立官民溝通的管道，要贏得民心。
今天香港成了一個國際金融貿易中心，是在麥理浩十年建設的基礎上、於一九八○年代發展出來的。
本土文化與身分認同的出現
雖從殖民母國利益出發，麥理浩的建設卻讓香港人有了歸屬感。史學研究者徐承恩在《香港 鬱躁的家邦》中指出：
自成一國的香港亦於此時出現本土導向之潮流文化，粵語流行曲與港產粵語片大受歡迎……各種潮流文化成為香港人集體關注的話題，而享受娛樂亦因而成為儀式化的集體經驗。這些文化產品又多從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想像中取材，長期透過大眾傳媒潛移默化，塑造香港人深層次的本土身分意識。
劉細良也指出，香港在一九六○年代省籍衝突、分化還很明顯。本地人稱外省人為「撈鬆」（意即「老兄」）、香港電台有各種方言的廣播，但到了到八○年代都變成廣東話廣播，「大家開始認為認同香港文化是種潮流」。
如今北京認為香港的人心沒有回歸，還在戀念英國殖民統治，所以要積極推動愛國教育。劉細良則批評，這是完全不瞭解香港文化的想法。「港英時期沒有一個很強勢的官方文化，沒有強力推廣英國文化，這和印度不一樣，但不代表英國沒有文化政策。」
那港英政府文化政策是什麼？劉細良指出，一九二○年代十七任總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是英國的「官學生」（等於今天的政務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 AO）。英國先派他去廣州學粵語，之後在香港殖民地府工作。
一九二五年他接任香港任總督前，國民黨發動「省廣大罷工」，封鎖廣東與香港的貿易。這個愛國主義運動，讓前任總督司徒拔爵士（Sir Reginald Stubbs）無力因應下台。
藉中國傳統主義反共
金文泰於是在香港大學成立中文學院，找了一些前清翰林來教書，提倡傳統主義國學。目的是用傳統主義對抗五四之後的文化激進主義。在此傳統下也發展出一個香港人是宋代後人的論述。到了一九四五年之後，香港開設新亞書院、六○年代成立中文大學，請了錢穆等儒學家來，也是用傳統主義來反共。
香港切斷了和五四運動的關係，這一脈中華文化也不同於目前中國發展的中原中心論述，因此，劉細良說香港人不會接受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論述。
從這個脈絡也不難理解被稱為「港獨國師」的陳雲為何既談獨立論述、也稱香港是華夏文化中心，「因為他就是個傳統主義者」劉細良指出。而這樣的中國傳統主義已在香港生根。
民間史學者徐承恩則指出，二○○八年中港關係高潮過後，諸多中港矛盾的反高潮讓香港人有一種再度被殖民的感覺，所以一些本土思潮也在此時出現，而陳雲在二○一一年出版《香港城邦論》就是一個代表。
為屢遭打壓的香港國族說話
本身大學念醫學、研究所跟隨「佔中三子」陳健民學社會學的徐承恩，目前是個開業醫，工作之餘致力香港史研究，他立志要以香港國族的立場寫香港的歷史，「為屢遭打壓的香港國族說該說的話」。
北外，民主派政團「香港眾志」和民間社團「本土研究社」合作「香港前途研究計畫」；而香港教育大學成立首個香港研究學院，他們在六月三十日舉行「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大型研討會。
從「回歸二十年」、回顧「黃金十年」、「六七暴動五十年」、一九二○年的香港漢學傳統，甚至如徐承恩上溯到不甘於當漢帝國臣民的嶺南百越傳統，愈來愈多香港人重新回顧自己的歷史，用香港人的立場說故事，並重新定位中港關係與可能出路。
「反英抗暴」香港史上第二慘烈
1967年4月，香港一家人造花工廠發生勞資糾紛，資方解雇工人而引發抗爭。5月初左派工會介入要求資方出面，並阻止廠方出貨。警方則逮捕工人，造成工人受傷。抗爭規模上升，衝突更劇烈。
5月11日，警方搜捕暴動工人時，一位13歲理髮學徒於混亂中死亡。緊張升高，港英政府宣布東九龍宵禁，而左派工聯會隔天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進行抗爭。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15日召見英國駐華代辦，抗議此事件為英美勾結企圖干預中國內政，利用勞資糾紛迫害中國居民和工人，要求英國政府下令港英政府接受工人要求。
北京紅衛兵包圍英國代辦處，總理周恩來出席數萬人支援香港工人抗爭的群眾大會。《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要港英當局「懸崖勒馬」。香港新華分社社長梁威林也向港督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Trench）抗議，香港左派媒體也全力動員宣傳。
北京表態助長香港左派氣勢，到處出現或真或假的炸彈，香港警方也嚴酷鎮壓左派，關閉左派媒體，逮捕左派記者──包括新華社記者。
到了7月8日，近300名解放軍越境進入香港新界邊境，與港警發生衝突，造成5名港警與1名解放軍死亡。
8月20日，中國外交部照會英國政府，要求港府48小時內取消對3家左派報紙的出版禁令，釋放被押中國駐港記者，否則「一切後果由英國政府負責」。不過時限到了，北京政府並無進一步動作，只由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並毆打英國代辦。而且周恩來隔天就召見紅衛兵，譴責其違法。
衝突持續到12月中旬，周恩來下令香港左派停止製造炸彈恐怖事件，左派氣勢因而消退。
暴動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死傷規模為香港史上第二大，僅次於1956年由國民黨支持者發動的雙十暴動。（郭宏治）
➤更多內容請看新新聞
➤購買本期新新聞
➤加新新聞LINE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