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嘯發生後，中國推出幾項政策支持香港經濟，包括：推動內地與香港加強金融合作，如允許內地企業與金融機構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並且與香港金管局簽訂貨幣互換協議；加快與中港間基礎建設，促進粵港經濟合作，增加內地居民赴港旅遊等。
「金融海嘯後，中共對香港部署的轉變，就是中國經濟發展邏輯的結論。列寧不是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立法會資深議員、「長毛」梁國雄，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中港關係的轉變。他說，中共從窮光蛋到現在很有錢這個轉變，才能看出香港的變化，「二○○八年後，不要跟我說誰是老大，我財力上就是老大、翹尾巴了。」
有錢是老大，但香港一般民眾對中國的感受卻愈來愈差。內地旅客占領香港，中資入侵，廣深港高鐵、廣珠粵大橋與港深機場高鐵等跨境工程，都被中國列入十二五計畫。也許北京用意是要香港藉增加公共投資，走出金融海嘯困境，但香港人覺得這些要香港分攤大筆經費的建設，既沒問過港人意見，而且還加速香港經濟向內地依附。
「第二治港梯隊」登場
北京輕忽了港人、尤其年輕人的不滿，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也下降了。前立法會主席、民建聯的元老曾鈺成說：「○八年金融危機之後認同度住下掉，一是全球年輕人普遍對建制不滿，二是來自大陸的負面訊息比較多，像劉曉波、趙連海、李旺陽。香港過去十年社會矛盾爆了出來。」趙連海為支持毒奶粉受害者被捕，工運領袖李旺陽出獄後懷疑在醫院中「被自殺」。
曾鈺成是建制派中深具個人特性與魄力的政治領袖精英，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還記得，二十多年前曾鈺成與民主派領袖李柱銘在議會的精彩辯論。敢言的曾鈺成說：「你問香港年輕人是不是中國人？他們馬上想到的是在街上遇到那些講普通話、拖了一個箱子、高談闊論，和我們很不一樣的人。你問他們是不是中國人，他們當然說不是。」
「翹尾巴」的中共政權也開始對香港進行更多干預。「『第二治港梯隊』是共產黨○五年提出來，但它當時還沒有肌肉，○八年後開始有力運作。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的反抗也是必然的。」長毛指出。
聰明老共二十年學會現代政治武功
○八年，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發表文章指出：「『一國兩制』條件下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也是香港一支重要管治力量，是『一國』原則在香港管治力量上的重要體現。」並稱這支管治力量「合法、公開運作，是我國單一制政體下正確處理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現實需要」。這段話等於公開為中聯辦做為「第二治港梯隊」辯護。
中聯辦前身是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一九四七年就成立，是北京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機構，另一個身分則是中共港澳工委。劉細良形容，早期的新華社就是在「白區」工作的中共組織，必須低調；二○○八年後政府名望下降，中聯辦愈見高調，○九年由副主任扶正的彭清華經常公開談香港問題。中聯辦也介入建制派選舉，培養直接聽命於他們的關鍵少數。
公民黨黨魁、立法會議員楊岳橋的政治顧問曾國豐，曾經參與區議會選舉，他提到自己在地方上面對中聯辦勢力的經驗說：「我曾幫地方上建制派的朋友解決問題，他們社團每年邀我去參加中元晚會，後來中聯辦就向朋友的上級單位興師問罪，也不敢再邀我了。」楊岳橋則說：「他們的官威比地區官員還高，許多活動中聯辦官員坐中央，一開始，大家沒太在意，後來變成習慣了。他們的資源無限，而且也不需要像政府單位一樣公開。」
「共產黨很聰明，二十年學會現代政治那套武功，他們把選舉動員融入共產黨深入群眾那套。」楊岳橋指出，以前同鄉會都是國民黨的，現在都是共產黨的。近年來許多大型民主抗爭中，都可以看到同鄉會登廣告或上街反制。
不只建制派，連泛民派也開始與中聯辦協商香港事務。一○年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劉慧卿與資深成員張文光等人，以及終極普選聯盟代表，分別與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商討政改方案。此舉等於承認中聯辦介入香港政務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