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白手起家，離鄉背井，憑他一個人的薪水，奉養家鄉的父母，和我母親一起奮鬥，養活我們三個子女，還能買兩棟房子，在台北安家立命，六十五歲在台電退休，服務四十年。他為我示範了克服困難、努力不放棄的精神。
之二
我重新回顧我的家族史，試圖把那些年少時不快樂的部分，跟我父母的成長經歷和社會環境參看。
因為家境貧困，父親在升學路上十分辛苦，錯過念大學的機會，也因學歷而在職涯發展上受限，所以他對於學歷、上進心非常在意。他對人的褒貶，主要放在這個人夠不夠上進和聰明。
從小，父親就警告我們，書要是沒念好，長大就只能當工人和女工。在他眼中看來，我們這幾個都念私立大學的兒女，實在是有點不爭氣。
我記得我二哥想要報考大學法律系時，我父母近乎神經質地阻止，他們激烈地爭吵，我二哥跪在地上哭，我母親躺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哭泣，父親賞了二哥一巴掌，說他叛逆、造反。而我站在樓梯的角落觀看這一切，下定決心要自己決定自己的路，不需要跟父母商量。
(這本書出版後，我二哥看到我的這則記載，告訴我他的記憶與我不同，並有日記為證。二哥說：爸爸沒有打他巴掌，媽媽也沒躺在地上歇斯底里哭泣，躺在地上歇斯底里痛哭的其實是他。二哥跟媽媽爭吵時，爸爸並沒有罵他，反而是在他情緒激動大力捶桌時，緊緊地抱著他、安慰他。還有，高中時我們的住家沒有樓梯。
我覺得很驚訝，原來我記錯了嗎？原來我只消化了那整體絕望、難以溝通的氛圍和聲音，在遇到危險，戰與逃、麻木三種反應之間，我凍住了。在我追憶的筆下，那個遠遠旁觀的我，被象徵地扔擲到遠遠站在高高樓梯上的我了。遠遠地看，也逃得遠遠的。)
我的父母在理解戲劇和藝術職業時，銜接上的並不是藝術豐富的文化與美感內涵，而是銜接到社會階級對戲劇藝術刻板、不理解的印象。如同我哥哥要考法律系，我父母銜接上的並不是哥哥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以及為這個社會努力尋找公平正義的理想性；他們銜接上的是二二八事件的白色恐怖、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禁錮，以及一整代台灣知識份子被摧殘的記憶。
當兵的時候，父親就認定政府的荒謬：民國四十五年，二十一歲的爸爸，當兵進入東港大鵬灣的空軍幼校，在那裡訓練六個禮拜。軍方告訴大家，將會按照性向測驗的結果，把每個人分發到通訊學校或機械學校。這是美軍設計的一整套智力測驗，題目很多樣也很正式，幾何、算數、各種圖表，應有盡有，大家認真地填完，走出教室。
沒有料到的是，長官要求大家排隊報數，單號和雙號。然後發令：「單數到機械學校，雙數到通訊學校。」分發就這樣完成了，跟所填寫的智力測驗毫無關係。大家瞠目結舌，我父親覺得荒謬透頂。此外，軍中種種規定和現象，都讓他覺得政府只會作表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