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中國民主人士認為李登輝對中國民主有重要貢獻，但或許李登輝不會感激這些讚譽，畢竟他已越過「中國」的民族和文化概念，全部的關注只有台灣。
李登輝先生病逝，中國輿論場對他的「蓋棺論定」褒貶不一。官方媒體基本只轉載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的消息，將李登輝去世稱為「病亡」。中國文化講究「死者為大」，通常對政要顯達去世的消息會用「去世」或「逝世」等詞語。
將李登輝與美帝連結在一起
使用「病亡」一詞，在我的記憶中只有兩次，一次是李登輝，另一次是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被判入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零八憲章發起者劉曉波。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敘事很簡單：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四九年後主要是經濟增長。而中共定義的國家利益中最核心利益就是政權安全，政權安全又有賴於以民族主義為支撐的民意支持。
對中共政權來說，李登輝與劉曉波的共同點就是挑戰了中共的執政基礎和核心利益：李登輝挑戰了中共的民族解放敘事與國家統一前景，劉曉波挑戰了中共的政權安全。
可見中國官方媒體是把李登輝正式放到了「人民的對立面」過往的報導中，稱李登輝為「歷史的罪人」或「中華民族的罪人」。也可以想像到，未來陳水扁先生過世時，在中國官方媒體中也會享受李登輝的「待遇」。
對中國媒體受眾來說，李登輝的形象上世紀九十年代期間已經由官方媒體定型。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互聯網還沒有普及，中國民間的消息來源主要依靠中國官方的《新華社》、《人民日報》、《參考消息》、《中央電視台》等少數幾家主要的媒體。九五年李登輝訪美、九九年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中國稱為「兩國論」）成為激怒中國官方的兩個主要事件。
九五年李登輝訪美、台海危機後，中國官方敘事中更是將李登輝與美國「敵對勢力」連結在一起，在媒體中將李登媒描述為分裂國家的「罪人」。
理解中國媒體對李登輝的這種批評，需要結合中國的文化與近代史。直到今天，在評價社會行為時，許多中國人仍然將集體身分置於個人身分之前，將「我者」與「他者」的分別當成「敵我」對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中國媒體還不時宣傳李登輝的日本名字，而經歷過日本侵略的民族記憶，也使中國人普遍痛恨「漢奸」、「叛徒」。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與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留下的「遺產」完全不同，為民眾留下的情感記憶也完全不同，這應是兩岸政策制定者應時時牢記的敏感問題。
中國主流民意長期被中共引導
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新華社》從七月十二日開始連續發表了五篇評論：〈評李登論的分裂言論〉（七月十三日）、再評：〈分裂國家就是歷史罪人〉（七月十六日）、 三評：〈絕不允許破壞兩岸關係的基礎〉（七月十八日）、 四評：〈分裂沒有出路〉（七月二十二日）、 五評：〈國際社會沒有「 兩國論」的生存空間〉（七月二十七日）。 這五篇評論成為《新華社》對「兩國論」的第一輪批判。
《新華社》稱：「李登輝動輒抬出民主和民意做為幌子，但是他在公開毒化兩岸氣氛，破壞台灣海峽的穩定時，何曾想到了島內民眾所希望的穩定、和平與安全？」 就陳水扁當時的表態，《新華社》認為「以實現台獨為己任的陳水扁與李登輝心靈相通，李登輝的『兩國論』與『台獨』的政治本質完全一致。」而針對「兩國論」的國際迴響，《新華社》寫道：「李登輝很快就被浸泡到了冰水中。」
在評論李登輝時，《新華社》不時以兩岸民意代表自居，認為他「勢必會遭到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在當時的語境下，這可能是《新華社》過往語言風格的延伸。在長期的官方媒體語言包圍下，中國主流民意也對李登輝持相近的態度。
近年來隨著兩岸交流愈加頻繁，更多的中國觀光客有機會訪問台灣、了解台灣和台灣居民的生活，對兩岸關係的過去和現狀有了更加多元的理解。少數的中國民主人士對李登輝的一生讚譽有加，承認其「台灣民主之父」的歷史地位，當然也沒有避諱談他與黑金政治的關係。
此外，有部分民主人士認為，如果從「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角度來評價李登輝，他為這個「民族」和「文化」的民主化進程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李登輝越過了「中國」
這種說法印證了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對中國的判斷。他認為，「中國」在民族國家之前，首先是一個文化概念。但這種文化與民族的角度並不適用於廣泛的華人世界，如東南亞諸國等。
假如李登輝仍在世，他或許也不會感激部分中國民主人士送給他的這一民族榮譽。畢竟他已越過了「中國」的民族和文化概念，全部的關注只有台灣。
＊作者為哈佛大學碩士，曾在馬來西亞從事東南亞政治諮詢、在香港擔任政治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