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位於冷戰前線的東亞，在美國核武保護傘的庇蔭之下、加上韓戰、越戰締造的軍需供應鏈及後勤商機，日、韓、台都各自創造了自己的經濟與民主奇蹟。如今面對「中美新冷戰」風雨欲來，這些國家也再次走到選邊站的歷史十字路口。不過這些身處第一島鏈（日、台）或大陸邊緣（南韓）的國家，其實至今仍未完全走出二戰遺留的歷史傷口。日前在南韓江原道的「韓國自生植物園」啟用的安倍晉三下跪銅像，便再次挑動了日韓之間的恩怨糾葛。
由於地處鄰近，日本與韓國自古就留下許多相互交流的紀錄，雙方更同樣深受漢文化影響。兩國均以能否識漢字、賦漢詩，作為判斷教養高低的重要依據。在日本派出「遣唐使」直接向中土取經之前，中國文化大多經由朝鮮半島輸入日本，韓國雖無意對中日用兵，但中日若彼此征伐，韓國往往也難置身事外—日韓早年的恩怨情仇，多半由此而起。
往遠處看，高麗13世紀末曾與宗主國元朝聯合出兵日本，日本16世紀末則在豐臣秀吉完成統一後，欲取道朝鮮征討大明。這兩場戰事雖然都以入侵方敗北收場，但所向無敵的元兵在九州灘頭登陸之際，就慘遭「神風」殲滅，戰火並未波及日本菁華地帶；入侵朝鮮的日軍卻是屠戮破壞了整個朝鮮半島方才撤走，在韓國的歷史記憶中，留下了殘暴無道的一面。
等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討幕功臣西鄉隆盛曾支持以武力逼迫朝鮮開國，認為可起用因改革失去特權、滿腹怨氣的士族。但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人卻認為日本國力尚待厚植、應以內政優先，應留待日後再行征韓。這場征韓論最後由明治天皇聖斷、頒旨「緩征」，西鄉隆盛等「征韓派」則憤而下野，埋下了日本史上最後內戰—西南戰爭—的導火線，「征韓派」與不服明治政府的舊士族遭到徹底剿滅。
當初反對「征韓」的明治政府，卻在「征韓論爭」的短短兩年後（1875年）用兵朝鮮，在對馬海峽彼岸重演了二十多年前培里的「黑船來襲」舊事。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鮮開國，並非單純是鷹派政客的偶然為之（如同中日戰爭與日本軍人奪權不無關係），而是日本信奉軍國主義的必然結果。即將於令和6年從日幣萬元紙鈔上「引退」（將更換為「近代日本經濟之父」澀澤榮一）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曾在1885年的〈脫亞論〉一文中指點了日本的「脫亞入歐之道」。
所謂「脱亞入歐」，並非單純「脫離落後的亞洲弱國、躋身先進的歐洲強國之列」。福澤諭吉認為，面對列強侵逼，加入西洋文明行列的日本，已無餘暇坐等朝鮮與中國開化、共同復興亞洲，而是應該與中朝「惡友」斷絕關係，再與西方列強共同侵略瓜分中朝。「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等思維，甚至入侵中韓、大東亞共榮圈等國策，可說一開始就寫進了明治維新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