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名流亡海外的香港倡議人士周五（7月31日）得知他們因違反國安法，被香港警方「通緝」，其中包含目前流亡德國的黃台仰。他告訴德國之聲，他認為香港政府這麼做的目標是要讓所有海外香港人都噤聲，而不是純粹為了逮捕他們6人，但他也誓言繼續他的倡議行動。
德國之聲：當你得知自己因違反國安法而被香港警方列入通緝名單時，你心裡是怎麼想的？
黃台仰：我從2017年11月逃到德國尋求庇護開始，就一直是一名逃犯。2019年5月我披露自己在德國獲得庇護後，香港政府和香港警方便表示要追捕我，並威脅要透過國際刑警逮捕我。但直到現在，我在國際刑警的名單上還沒有看到我的名字，這讓我覺得逮捕我們並不是把我們六人列入通緝名單的主要目的。
我想，他們之所以出此下策，是為了阻止海外的香港人與國外的政治人物聯系，也是為了阻止我們進行游說。在實施國安法後，我已聽到很多海外香港人說，他們擔心自己因在國外參與倡議活動，一進入香港便會被拘捕。
對我來說，我不怕這個法律，也不怕香港政府把我列入通緝名單。德國政府已經給予我政治庇護，所以我相信德國政府會繼續保護我。德國外長馬斯周五也宣布，德國政府將暫停與香港的引渡條約。這說明香港政府沒有理由要求德國政府將我引渡回香港。
德國之聲：你比其他流亡的香港人更早離開香港，可以請你形容一下流亡海外的生活嗎？
黃台仰：作為一個生活在德國的香港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必須學習語言，才能融入社會，也才能在德國生活。其次，去年「反送中」運動開始後，我一直在身為香港倡議者與在德國生活的香港難民這兩個身份之間掙扎。
作為一個香港人，我不能不閱讀有關香港的新聞，我也必須與香港的朋友和家人保持聯系。我也希望盡力為香港做一些事情。另一方面，作為德國的難民，我應該在這裡建立自己的生活，努力融入社會。我需要在這裡工作和學習。我想，要在這兩種身份之間找到平衡點是非常困難的。
雖然我的情況越來越好，但我認為自己仍需要時間調適，特別是在香港發生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德國之聲：您如何看待歐盟在香港議題上，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所做出的回應？
黃台仰：一方面，我對德國和歐盟都缺乏具體的回應感到失望。我之所以決定逃往德國，是因為我認為德國有鑑於自身的歷史，會把人權丶民主和自由放在經濟利益之上。
但是，過去幾個月，特別是在新冠疫情爆發後，我覺得德國在涉及香港和中國的問題上表現的非常保守。很多評論家認為，德國政府為了顧及經濟利益，選擇以軟弱的態度面對中國。
另一方面，我也算是明白，歐盟和德國在經濟上都依賴中國，即使他們已經意識到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也需要一些時間來改變對華政策。我們不能指望德國和歐盟在短短幾個月內就改變其中國問題上的立場。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已著手推動部分改變。德國政府已經暫停了與香港的引渡條約，歐盟也發表了更多的聲明，譴責中國在香港推動國安法。他們也開始討論制裁中國的可能性。
盡管德國和歐盟在香港議題上一直有所保留，但我可以預見，他們最終還是會選擇與自由世界一起面對中國帶來的挑戰。
德國之聲：在你昨天發出的推特中，你談到自國安法生效後，你沒有對國外政治人物說過任何與港獨有關的話，這讓你認為港府對你的指控，是基於你在國安法生效前所做過的活動。你質疑，這與港府聲稱國安法沒有法律追訴期的說法互相矛盾。你會如何運用這段經歷向國際社會解釋國安法的實際效力？
黃台仰：很明顯的，中共或香港政府會用國安法來打壓或起訴所有的異議人士，不管他們身在何處。即使香港政府說國安法沒有追訴期，但這樣的說法在我的案子上，證明是錯誤的。
他們還說，國安法只會用來對付被他們認定為「恐怖分子」的異議人士，而他們不會用這個法律來對付外國人。但是，當他們將你視為威脅時，他們就會用這個法律來逮捕你或者凍結你的資產。我想每一個在香港的人，不管是香港人還是外國人，都面臨著同樣的威脅。
德國之聲：你對未來有什麼計劃？你會在德國持續倡議活動嗎？
黃台仰：我永遠不會為了逃避被北京鎖定獲釋威脅而停止倡議活動。我仍然會繼續做我一直都在做的事，無論他們會用什麼罪名來威嚇我，我仍然會直言不諱。
我現在在德國念書，並在一個叫「受威脅之人協會」的非政府組織做兼職研究員。我想我的任務將擴大到香港以外的議題，我的工作會關注任何在中國被打壓的人。
此外，我與幾位流亡的香港倡議人士也成立了一個信息分享平台，叫「避風驛」。我們希望通過分享我們在不同國家尋求庇護的經驗，來幫助准備逃亡至海外的香港人。這將是我未來幾個月的主要工作，我希望能與在不同國家的香港人群體建立更多的聯系。
我可以預見的是，大部分香港人都會移居其他國家，所以如何保持現在的運動能量變得很重要。如何團結海外香港人，對香港人的海外社群發展將是至關重要的。
建立海外聯系將是香港長期生存的生命線之一。我想很多香港人到了一個新的國家後，應該學習這個國家的文化和語言，才能融入這個社會。這樣也可以讓我們在這些國家獲得更多的政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