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青龍觀點:台灣的低級教育──兼論李眉蓁事件

2020-08-03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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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6-教育部長潘文忠至立院教育委員會備詢。 (蔡親傑攝)
李眉蓁論文抄襲風波發生級,教育部祭出嚴查措施。圖為教育部長潘文忠至立院教育委員會備詢。 (資料照,蔡親傑攝)

這與美國學者崔西∙麥克米蘭∙卡敦(Tressie McMillan Cottom)在《低級教育》(Lower Education)書中所說的「企業化營利學院」(for-profit college)的狀況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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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卡敦的說法,一場影響全球高等教育的意識型態正在發生:營利化的高等教育造成文憑主義的擴張,它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不斷接受知識或技能的優化訓練,以維持自己在勞動市場當中的聘僱價值。這種意識型態正在讓原本應以大眾之利為目的而設立的高等教育,變成了以個人之利為出發點的風險投資。當這樣的意識型態逐漸變成了一種「高教福音」,把高等教育等同於知專業知識訓練、等同於職業能力培養、等同於社會競爭力的提升,對社會大眾不斷地深化印象與徹底洗腦,讓他們對這項福音的內容深信不疑。有趣的是,當信仰「受高教者即得就業保障」的福音無法如預期實現時,傳播福音者(公、私立大學的招生人員)還會把責任轉移至信仰福音者本身,指責他們信仰不夠虔誠、不夠認真努力用功進修,才會無法從高等教育的訓練中獲得職業保障的利益。

曾經何時,本為社會公器的高等教育,怎麼變成了個人社會競爭與職業保障的福音了?如果高等教育的功能與目的真的僅在投資個人的能力增長以求得未來的職業保障,那麼依照目前新管理主義者常說的「使用者付費原則」,則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應該自付所有的教育經費才對,那教育部為何需每年補助鉅額的高教經費給各公、私立大學呢?

顯然,政府每年鉅額的高等教育經費的編列,必定有其更高的社會意義與教育理念才對,而不該僅僅是為了個人能力提升的投資資本、或淪為替企業老闆們進行職業訓練而已啊。可是,台灣的高等教育現況卻非如此,它早已變相成為了卡敦口中的「低級教育」了。為何至此?其實敦卡在《低級教育》書裡便已指出它最大的主因就是高等教育的商品化!因為商品化,所以就會有競爭;也因為商品化,所以一切講究投資報酬率;因為商品化,所以成本與效益的算計愈發精細。請看現在各大學的招生競爭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嗎?各種招生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只要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益,那管得著教育的理念、社會的意義、學術的嚴謹或真理的追尋。而且,在各大學主政者的眼中,教學與研究無疑是最花錢且效率最差的投資,惟有把經費集中於招生與行銷,才是各大學校長(及私校董事會)們心中最迫切緊要的第一要務。

所以,《低級教育》的譯者沈聿德在其中文序中說的很好:本為教育經營中最重要的資產──教師與研究人員,被當成無效成本,部份教師們必須投入招生與行政工作、甚至要培養第二專長,以延續自己的聘僱價值;本為評估機構(尤其是私立學校)辦學表現的內部與外部評鑑,變成了機構得以對內降低成本的手段,而且還是對外套交情、搞裙帶關係的權力交媾戰;本為學生能力參考指標的各項證照,先被奉為招生宣傳的重要數據,之後又被種種認證機構當成盈利工具,而繳付報名費用的學生,卻無法確認手中的「資格認證」,能否保障勞動市場的回報。這些說的不就是現在台灣高等教育的現狀嗎?什麼教學熱忱、研究倫理、學術生命、追求真理等大學信念,除非它能帶來商品價值與利益,否則早已被各大學的主政者揚棄至無影無踪了。現在各大學大概也只有在撰寫各類大型計畫或高等教育評鑑報告時,這些名詞才會在計畫書或報告書裡被提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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