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高雄市長補選的日期（2020年8月15日）只剩不到半個月，但代表國民黨參選的候選人李眉蓁卻爆發了碩士論文抄襲案，整個事件喧騰一時至今尚未有停歇的跡象。議者紛擾不休，不僅把李眉蓁的碩士論文拿出詳加比對，而且還究責到她的指導教授，甚至連中山大學的碩士在職專班的學術品質都遭到質疑。但在筆者看來，李眉蓁的碩士論文抄襲案，其實並不是個案，而是整個台灣高等教育不斷沈淪的冰山一角而已。
先從李眉蓁抄襲案說起吧！李眉蓁於民國97年拿到碩士學位，畢業都已經畢業12年了，為什麼現在才被發現？當然是因為她代表國民黨參選高雄市長的補選。常言道：若想知道自己祖宗十八代幹過什麼事，只要加入選舉的場子，就會有人幫你調查得一清二楚了。李眉蓁抄襲案不就是又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一本平時乏人問津的碩士論文，就在李眉蓁宣布參選之後，馬上變成炙手可熱的文件，多少人不僅熟讀內容，甚至還能詳細比較版本，從一開始查出只有4頁內容抄襲，到最後竟然發現整本論文有多達123頁與其他論文內容雷同。試想：若李眉蓁不宣布參選，那麼這本論文可能還安安靜靜、穩穩當當地躺在國家圖書館裡呢？再進一步想：那麼，還有多少本博碩士論文的內容可能也涉及抄襲，但卻因無特殊的引爆點而還穩當地放置在國圖裡？而這些頂著博碩士頭銜的抄襲者，也都還在繼續享受著他／她的勝利組人生呢？
涉及政治，果然非同小可，李眉蓁案不僅清算了李眉蓁的碩士論文內容，現在還有人拿它作文章，想要再拉李眉蓁的指導教授林德昌（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前所長）下水。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林德昌，立即被歸類為協助中國對台統戰的「統派學者」，而且被肉搜出來他在90至107學年度期間，共指導了148位碩士、29位博士，尤其是與李眉蓁同年度畢業的指導學生，更是一口氣通過了21位碩士和3位博士。因此，綠營人士立即想到林德昌會對李眉蓁的論文放水，就是為了要整合產、官、學界的藍營人脈，以擴大紅色產業鏈，眾人言之鑿鑿，彷佛一切都是「阿共仔的陰謀」！更有甚者，有些人乾脆把中山大學一起拿出來鬥，稱中山大學為名符其實的國民黨黨校，逼得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不得不寫一封公開信，信中不僅痛罵李眉蓁和林德昌以示中山大學的清白，而且承諾檢討教授指導人數及在職專班的運作制度，縮短審定論文抄襲的時間，對抄襲案的懲處也絕不寬貸。
從李眉蓁、林德昌到中山大學，眾人提這次的碩士論文抄襲事件，被政治權謀的論述無限上綱。看著也真是可笑，就好像兩個敵對的陣營，其中一方出現了重大缺失，另一方便忙不迭地窮追猛打，卻置之死地而後快。
平心而言，李眉蓁論文抄襲，本就是學術倫理上的重大過失，若經學術委員會查核其抄襲屬實，那麼除了撤銷其碩士學位資格外，其他因其碩士學歷在這些年所得之獲利，也必須一併追回，此為學術常例，真的沒有什麼好說的；而林德昌教授因為其指導學生論文抄襲而不察，是否必須追究其連帶責任？這在學術倫理的處理上，則屬比較複雜的案例，因為從指導教授直接授意造假與抄襲、到未覺察學生抄襲的疏失，其間有太多的可能性，且其學術處置輕重的落差亦甚大，不可一概而論；至於「同時大量指導學生，其論文品質堪憂」之說，倒是點出了目前學界的隱憂，試想：某些教授在學生心裡是「好老師」，分數甜、要求低、論文有寫就好，在大多數學生趨逸避勞的心態下，這類教授的指導學生自然就比較多，進而其論文品質就良莠不齊，更何況這些學生本就是貪圖這便宜，其結果當然莠比良多了（不過，每一本論文的實質內容還是視學生的個人努力而定，不能一筆抹殺所有研究生）！
其實，整個抄襲案，筆者最感興趣的，並不是上述李眉蓁、林德昌、或指導學生人數的多寡，而是中山大學的學術研究風氣，更嚴格地說，是整個台灣高教所有公私立大學的學術研究風氣到底變成怎麼了，不然，為什麼類似李眉蓁碩文抄襲的案子會如此之多？
從教育部的統計看來，近四年有27所大專校院共37案的碩士學位遭到撤銷，其中約四成六是因論文抄襲，在職專班就占了一半，而且還不乏台大、清華等名校。從這樣的數據看來，已經不能用「純屬個案」就能解釋得了，顯然學術倫理的敗壞，已非一朝一夕且更蔚為風氣了，根據Retraction Watch的統計：台灣學術造假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中國大陸（第三伊朗、第四南韓）。這裡說的學術造假可不僅僅只是博碩論文的層級而已，而是還包括國際期刊論文的研究（例如2016年台大醫學論文造假案，就是台灣大學郭明良涉及多篇論文造假，且當時的台大校長楊泮池更名列於其中數篇論文的共同作者）。請看網路上到處充斥著博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升等論文的代寫廣告，其明目張膽的程度，這難道還不夠我們警惕的嗎？這就是筆者在過去幾年來一直口誅筆伐的高教沈淪啊！
請看：許多名牌大學的碩士在職專班，早就是許多政治人物學歷漂白的工具了，更不用說頂尖大學的招生金雞母EMBA課程，也淪為各大政商名流的人脈交流場合了。為何如此？各頂尖大學藉由這些政商名流的入學進修，擴大產、官、學的整合，把這些社會資源引進大學內部，不僅開課的教授馬上融入上流階級人士的社會化互動，而且學校更可以借助這些社會名流的贊助衝高各項業績；當然，這些社會名流也不是傻瓜，他們為何甘願撒下大把學費（以台大EMBA為例，畢業至少要修滿三學年，每學期的學雜費168,000元，若延至第七學期以後，雖然學雜費降為12,720元，但每學分的學分費卻高達11,130元，若四年拿到EMBA的學歷，至少也要花費百萬以上，而這還不包括EMBA期間與同學及教授們的交際費用），是為拿到一張EMBA的文憑？當然是因為這些名牌或頂尖大學，不僅可以滿足自己過去無法就讀名校的願望，而且還可藉此拉抬自己的學歷頭銜，甚至還可以在整個進修EMBA的過程，認識更多政商名流、擴展人脈網絡、交流著平民百姓永遠都可能聽不到的政商資訊。這若不是「上下交相賊」，那又是什麼呢？
此番中山大學被學界刻意點名，檢視之下才發現：光是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的畢業校友就有監察院長陳菊、總統府秘書長蘇嘉全、澎湖縣議會議長劉陳昭玲、前高市副市長洪東煒、前國民黨立委王進士等政治名人；而李眉蓁畢業的大陸研究所（現已改為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簡稱「亞太所」）更有立委邱志偉、金管會主委黃天牧、前高捷董事長郝建生、前總統陳水扁海外洗錢案辯護律師李勝琛等校友；其他碩士在職專班的畢業校友，還有許榮淑、黃昭順、趙天麟、林益世、曹桓榮、侯彩鳳、江玲君、朱挺玗、李喬如、李世斌等人。顯然，這種產官學整合的學歷漂白，藍、綠兩黨的政治人物都很熱衷，而且上述這些還只是中山大學而已，其他的名牌或頂尖大學呢？
或許有人會說：名人進修不能都以「學歷漂白」一語帶過，這樣以後怎麼還有人敢進修？說不定他們是真心想學習的啊？話說的不錯，筆者的確不該一竿子打翻一般人，那麼我想這些政商名人應該不介意我們拜讀一下他們的博碩士論文的內容，或是用論文比對軟體檢驗一下吧，畢竟只有這樣才能證明他們的清白！
現在，我們來看看教育部，針對這次李眉蓁事件，教育部又做了什麼呢？事件爆發不到兩個禮拜，教育部（2020.7.28）正式明文推出八項措施，包括：第一，增設調整系所審查將納入學位品保機制；第二，未妥善處理學術自律之系所將調減招生名額；第三，揭露各系所學位論文不公開之比率；第四，揭露以特殊條件遴聘口試委員之原則及人數比率；第五，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及所屬系所應予課責；第六，規劃開發及共同採購期刊論文比對系統供學校運用；第七，落實學生進行學術倫理教育；第八，主動查處論文代寫情事並依法裁罰。
看來，教育部的八項措施處置不僅因應快速，而且的確也針對目前台灣各大學學位浮濫的現象，表現出力求加以整頓的決心。但是，其實若我們仔細檢視這八項措施，內容不外又是教育部慣用的「威脅利誘」策略而已。長期以來，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就是在教育部「蘿蔔」（如獎補助款、各類大型教學或研究計畫）和「棍子」（如扣補助款、減招生名額、甚至停招處分）的交替運用下，所呈現出來的現況，如今面對李眉蓁抄襲案所爆發的高教危機，教育部當然還是相同的思維模式，而沒有真正找到台灣高教沈淪的關鍵因素啊！（唉，若教育部的這套「威脅利誘」策略有效，台灣的高教又何至於淪落至斯！）
真正的關鍵原因，就是台灣的高等教育正逐漸商品化而走向「低級教育」。這個商品化的過程，可以分為三方面來說：私立大學為了求生存，什麼學術品質與學術倫理，從大學校長、教授、到學生，早就沒有人在意了，只要每年的招生率招好招滿，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所以它不斷地運用商業管理模式，在無法提昇收益的情況下持續降低成本以求存活，殊不知此乃飲鴆止渴的慢性自殺方式；另一方面是名牌或頂尖公立大學在國際排名競爭或教育部追求卓越的壓力下，竟然捨棄紮實的研究與教育的務本工夫，而選擇了運用商業管理模式的捷徑，希望能不斷地提昇自我的收益或價值；有趣的是介於上述者之間的中後段公立大學或前段私立大學，它們目前還徘徊於提高價值與降低成本的損益平衡考量中而不知所措。儘管上述各公、私立大學的目的各異，但幾乎所有的大學都相同地將高等教育的內容與管理走向了商業化的模式。試想：台灣近二十年來的高教沈淪現象，哪一樣不是跟「大學商品化」有關聯？
這與美國學者崔西∙麥克米蘭∙卡敦（Tressie McMillan Cottom）在《低級教育》（Lower Education）書中所說的「企業化營利學院」（for-profit college）的狀況一模一樣。
根據卡敦的說法，一場影響全球高等教育的意識型態正在發生：營利化的高等教育造成文憑主義的擴張，它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不斷接受知識或技能的優化訓練，以維持自己在勞動市場當中的聘僱價值。這種意識型態正在讓原本應以大眾之利為目的而設立的高等教育，變成了以個人之利為出發點的風險投資。當這樣的意識型態逐漸變成了一種「高教福音」，把高等教育等同於知專業知識訓練、等同於職業能力培養、等同於社會競爭力的提升，對社會大眾不斷地深化印象與徹底洗腦，讓他們對這項福音的內容深信不疑。有趣的是，當信仰「受高教者即得就業保障」的福音無法如預期實現時，傳播福音者（公、私立大學的招生人員）還會把責任轉移至信仰福音者本身，指責他們信仰不夠虔誠、不夠認真努力用功進修，才會無法從高等教育的訓練中獲得職業保障的利益。
曾經何時，本為社會公器的高等教育，怎麼變成了個人社會競爭與職業保障的福音了？如果高等教育的功能與目的真的僅在投資個人的能力增長以求得未來的職業保障，那麼依照目前新管理主義者常說的「使用者付費原則」，則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應該自付所有的教育經費才對，那教育部為何需每年補助鉅額的高教經費給各公、私立大學呢？
顯然，政府每年鉅額的高等教育經費的編列，必定有其更高的社會意義與教育理念才對，而不該僅僅是為了個人能力提升的投資資本、或淪為替企業老闆們進行職業訓練而已啊。可是，台灣的高等教育現況卻非如此，它早已變相成為了卡敦口中的「低級教育」了。為何至此？其實敦卡在《低級教育》書裡便已指出它最大的主因就是高等教育的商品化！因為商品化，所以就會有競爭；也因為商品化，所以一切講究投資報酬率；因為商品化，所以成本與效益的算計愈發精細。請看現在各大學的招生競爭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嗎？各種招生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只要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益，那管得著教育的理念、社會的意義、學術的嚴謹或真理的追尋。而且，在各大學主政者的眼中，教學與研究無疑是最花錢且效率最差的投資，惟有把經費集中於招生與行銷，才是各大學校長（及私校董事會）們心中最迫切緊要的第一要務。
所以，《低級教育》的譯者沈聿德在其中文序中說的很好：本為教育經營中最重要的資產──教師與研究人員，被當成無效成本，部份教師們必須投入招生與行政工作、甚至要培養第二專長，以延續自己的聘僱價值；本為評估機構（尤其是私立學校）辦學表現的內部與外部評鑑，變成了機構得以對內降低成本的手段，而且還是對外套交情、搞裙帶關係的權力交媾戰；本為學生能力參考指標的各項證照，先被奉為招生宣傳的重要數據，之後又被種種認證機構當成盈利工具，而繳付報名費用的學生，卻無法確認手中的「資格認證」，能否保障勞動市場的回報。這些說的不就是現在台灣高等教育的現狀嗎？什麼教學熱忱、研究倫理、學術生命、追求真理等大學信念，除非它能帶來商品價值與利益，否則早已被各大學的主政者揚棄至無影無踪了。現在各大學大概也只有在撰寫各類大型計畫或高等教育評鑑報告時，這些名詞才會在計畫書或報告書裡被提及吧！
最後，讓筆者回到李眉蓁事件。或許繼續清算她的碩士論文抄襲以求得政治算計上的最大利益，是目前執政黨政府（民進黨）的最佳策略，但是選舉之後呢？下一個李眉蓁又會什麼時候出現呢？難道台灣的高等教育就靠著選舉的政治利益算計，才能有一點點的反省嗎？難道不是我們應該全面檢討的時候了嗎？筆者以為，我們至少必須要以下幾點的思考：
1.當然要嚴懲李眉蓁，除撤銷其碩士學位資格外，還要追討這幾年她因著碩士資格所獲得的所有利益，因為學術研究本就容下不一絲一毫的作假。甚至應該全面清查過去二十年來的所有碩、博士論文，看看是否還有抄襲造假之情事，若有，將比照李眉蓁的懲處方式嚴辦，不能讓這些米蟲繼續坐享其成。
2.一味的政治鬥爭終非解決之道，建立制度與修改法規才有可能遏止風氣。換言之，既然抄襲與代寫為學術倫理所惡絕，但為何台灣目前的高教環境竟至抄襲與造假風氣蔚為風潮，甚至已經形成一套龐大的產業需求鏈（從代寫論文與代寫研究計畫，甚至代寫申請大型的校級計畫）？顯然，這是制度上的盲點引發的人性弱點，與其從學術倫理課責各大學，不如從法規制度入手，或許可可找到解決之道。例如前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教授就提出：碩士分級制，劃分寫論文與不須論文的兩級制，讓純粹進修知識者修滿學分即獲學位，以及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學生撰寫研究論文，培養真正具備研究能力的下一代（當然，兩者在學識上的落差，必須在文憑上明確註明，以助於未來的企業或學術機構選才之辨），此即為一個可思考的方向。
3.但真正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看待高等教育的學術價值，究竟它是商品化的一個職場訓練機構？還是為人類思想傳承與開啟未來的學術單位？這點若不想清楚，以上任何的懲處及任何的法規修訂，大概都也僅算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而已。換言之，台灣高等教育的未來，究竟是名符其實的追求知識與文明的高等理想，還是透過高教福音去誘騙窮人拿出更多錢來投資自己的一種低級教育，甚至是有錢有勢的社會名流藉以階級複製的工具？倘若我們仍以商業化的營利模式看待高等教育，那麼未來類似的學術倫理事件恐怕仍會層出不窮。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