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平壤的前幾個月,蓮池一直被關在一間公寓裡,他心想,或許在可預見的未來,他都要困在這個地方,這個神祕政權不可能放走諜報行動的目擊者。他也確信日本不會有人知道他的遭遇,因此不會有搜救隊或外交人員來拯救他。逃走是不可能的;一天二十四小時有三名「指導員」輪班監視他。就算他能順利逃出,他能上哪兒去?他不可能仰賴北韓民眾的協助,相反地,他們一定會通風報信。此外,他所聽到的脫逃故事不會產生鼓舞他的效果。北韓曾經出動兩個軍事單位,共三千多人追捕一名逃脫的被綁架者。蓮池想到,也許他可以到平壤少數幾個西方使館求援。但他也聽說有女性被拘禁者到使館尋求庇護時就被強行帶走了──雖然這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蓮池深思熟慮。他還年輕,無論環境多麼古怪,他不想就這樣丟了性命。「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綁架,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只知道我不能就這樣死掉。」他說道。但他與親人斷了聯繫,身處這個陌生的國度,要怎麼活下去?
蓮池獲准進入限制閱覽的圖書館,館內收藏了一些與北韓相關的日文書。日本戰後教育很少提及日本殖民韓國與亞洲的歷史,因此蓮池在這裡讀到的東西對他來說是全新的事物。他驚訝地發現,北韓在國際間擁有許多同情者,就連日本也不在少數。他閱讀了戰時金日成反日抗暴的英勇事蹟,與一般韓國民眾群起反抗日本的行動。「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必須承認,韓國民眾反抗日本殖民主義的行為確實相當勇敢。我可以理智地將韓國民眾的苦難歷史與我遭遇綁架的事實區隔開來。」蓮池說道。
蓮池的綁架者不斷對他說,他來北韓是為了修正他的祖先在此殖民所犯的錯誤。他的指導員不斷灌輸他,日本士兵強姦韓國婦女,強拉韓國男子去當奴工,以及大肆羞辱韓國古代文明。「他們說的事把我嚇壞了。我不懷疑他們所說的真實性,但我不知道這事與我有何關係。」蓮池說。身為七○年代的日本青年,對政治冷感的蓮池,很少聽到以如此尖刻的口吻來陳述歷史。日韓關係怎麼會惡劣到這種程度?二戰結束都已經過了三十年,韓國人依然充滿對日本人的仇恨,談起日本人莫不咬牙切齒,彷彿日本人和他們不是同一物種,兩國的文化又怎會發展出如此扭曲的關係?
*作者羅伯特.博因頓(Robert S. Boynton),紐約大學教授,在亞瑟.卡特(Arthur L. Carter)新聞學院開設報導文學課程。文章見於《紐約客》、《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與其他報章雜誌著有《新新新聞》(The New New Journalism, Vintage, 2005);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非請勿入區:北韓綁架計畫的真實故事》(遠足文化,譯者:黃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