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作者所謂「追究蔣介石對內侵犯人權的歷史責任，不應該否認他抗共保臺的歷史功蹟」，此一論斷貌似平衡，但實際來說並不那麼簡單。功過二者之間的界線並不清楚。在很多的情況下，抗共保臺與對在臺共諜、左傾人士的處置是分不開的。所謂被侵犯人權的個案中的確有一些無辜者，然而也有許多中共地下黨員與思想左傾者。有些人後來被中共追贈為烈士，又獲得補償。試想當時這些中共支持者發動的革命如果成功，臺灣早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如果他們真正具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應該有「求仁得仁」的勇氣，將這些悲劇歸之於蔣介石「侵犯人權」並不恰當。這方面的歷史，作者並未多加著墨，可參考我主持的戒嚴時期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口述史。 無論如何，這段歷史之中的複雜性應予剖析。
第三，作者認為一九五○年三月，蔣介石建立了一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國家」，他是一個「意外的國父」。這個論斷涉及「意內」與「意外」的區別。這個區別和人類學家所說的「主位」（emic）、「客位」（etic）角度的差異有關。前者指被研究者的主觀想法，後者是研究者給予的描述與解釋。作者的觀點是從結果而論的「客位」詮釋，反映了他心中的「渴望」。然而蔣介石若是地下有知，大概會感到不以為然。這一點就是我在《意外的國父》一書的推薦序裡所說的「蔣氏政治與文化反攻之中仍保持了參與中國未來的理想，與李登輝之後的『臺獨』主張有本質上的差異。……〔蔣氏父子〕仍將臺灣的未來與中國聯繫在一起，並認為海峽兩岸的競爭與分途發展是一個文化與制度的比賽。在臺灣的中國人願意奉獻於此一理想」。
本書所謂「從蔣介石到蔡英文，前後貫穿的歷史脈絡」並不像作者所勾勒的清晰明朗的單線發展，而帶有主觀投射甚至部分扭曲的成分。這樣一來，一九四九年之後臺灣歷史的主軸，除了本書所說的「通過中華民國臺灣化來對抗中華⼈民共和國的吞併威脅」，還有楊儒賓在《1949禮讚》所提出的「納中國於臺灣」。 一九四九年後在臺灣的中國人正嘗試著摸索一條與中共不同的「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另一種可能。這與國民黨最近有關兩岸論述的所謂「堅持中華民國主權、保障自由民主人權、維護臺灣安全優先、創造雙贏共享繁榮」也是一致的。
對我來說，本書忠實地呈現了蔣介石務實的一面，而造成一個「意外」的結果，但卻忽略了他理想的一面；又過度強調從軍事、外交來解讀臺灣處境，而忽略了內政、文化的一面。一九四九年後在臺灣的中國人之中的確存在一些人主張建立一個小國寡民、安居樂業的理想國度。然而，也有一些人堅決反對中共體制，而肯定民主化與中國文化（其理論根基除了三民主義之外，還有胡適所代表的自由主義與唐君毅、牟宗三所代表的新儒家）。他們並未放棄大中國的理想，希望有朝一日能以臺灣民主經驗貢獻於「雙贏共享」的未來。我相信二○二○年總統大選中支持韓國瑜的五百多萬選民，和我一樣，不但肯定個人自由、尊重個性發展、堅持民主憲政，也支持中華民國，認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及於中國大陸（中華民國已於二○一二年承認外蒙古的主權地位）的理念並不可笑，也絕非不顧現實，而是和那些追求「獨立建國者」一樣，是一個莊嚴的理想。臺灣的問題在於兩派人如何在民主制度之下彼此尊重、相互妥協，而非鼓勵對立，同時最關鍵的是要避免兩岸兵戎相見。這是我讀完這本書之後所深切期望的，我想這也是汪浩博士所深切期望的。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本文選自《借殼上市：蔣介石與中華民國臺灣的形塑》（八旗）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