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若在「臺灣作為獨立的國家，國號為中華民國」和「臺灣僅作為一個在中國境內，由國民黨據有統治權的政治實體」之間選擇，蔣絕對選擇後者。因為前者就是幾十年後出現在臺灣、被多數臺灣人贊成的現況，事實證明國民黨未必是執政黨。如果在國際社會中代表中國與確保臺灣主權不能兼顧時，蔣恐怕都是「棄臺保名」，這裡的「臺」指的不是對臺灣的控制權，而是「臺」作為「國家」的機會，至於保的「名」，表面上是「中華民國」，實際上是「臺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只是蔣自我認定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換言之，蔣才是「一中各表」的始祖。
一般來說，這兩件被認為不衝突、甚至有利的事，在蔣的觀點裡卻認為有互斥的可能，顯然蔣認為必要時統治權的順位應優於國際地位，這應是在「中華民國在臺灣為外來政權本質」的脈絡下進行解釋。一九七一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保衛戰時，蔣不接受或沒有提出一中一臺方案，反而表示漢賊不兩立，即是上述說明的實例佐證。
蔣中正總統「抗共保臺」是事實，但無須在這一點上對他過高評價，因為這是最符合他自身利益的決定。若不保臺，他會喪失一切政治地位和權力，和劉禪或李後主不會有本質上的不同，在當時的冷戰體系下，也不容許他不抗共。從汪浩先生的書中可以充分看出美國並不是對他非常滿意，若他又不抗共，則縱使美國不在臺灣發動政變，也絕無支持他的理由，《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和大量軍事、經濟援助不可能來到臺灣。
而且，縱使是「抗共保臺」，蔣採取的方法和效果也不是最有效的。雖然長年以軍事建設為第一，汪浩先生考證出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蔣介石接見美國國務卿羅吉斯，羅吉斯問及，中華民國是否欲進攻大陸？蔣坦白地回答：「吾人目前甚至尚無自衛之能力。…共匪一旦向我進攻，吾人無法維持二、三日之戰力。」考察蔣數十年軍事、經濟建設的作為和利鈍，該是臺灣學界、政界必要的課題。
整體而言，筆者推斷蔣的真意為：中華民國是中國，但不見得只在臺、澎、金、馬。然而，國際社會早在一九四九年就認為，中國不見得「只能」同時是中華民國，而這個認知使我們認為的「被聯合國承認」，對於蔣來說卻是威脅，因為他不確定「中華民國」被承認的根基是什麼。今天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所承認、也希望聯合國承認的中華民國，應該是指臺、澎、金、馬，然而在一九四九年，當時的「中華民國」在作為代表「中國」這一主權國家的認定上，以及在「人民與國家範圍的界定」上存在著問題，所以蔣選擇了他認為對維持個人權力最好的選項（此處要感謝游凱晶和周軒寧兩位醫師友人的意見）。而汪浩先生在〈蔣介石錯失「兩個中國」並存的機會嗎？〉一節中也認為：「蔣介石的外交戰略卻是錯誤的，最終輸掉了戰爭…他顧慮衝擊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而錯失了最有利的國際環境。」筆者對此和汪浩先生有完全相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