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里芬的軍事教育理念
最早從1890年代早期開始，純理論的教育就已受到忽視。這段期間戰爭學院的三年課程持續向技術的訓練接近，遠離一般性人文教育。軍事科學課程包括：戰術與參謀作業、軍事衛生學、武器操作、軍法、要塞與碉堡、軍事地理學、數學等必修科目。有批評指出，由於過度集中於技術專業，結果訓練出視野狹隘的軍事官僚。國際關係理論的守勢現實主義在分析一戰起因時，就不加思索地採納這些批評，想像出歐洲軍隊成為僵化的軍事動員機器，一旦啟動就直撲戰爭的宿命論圖像。這個錯誤觀察的影響是深遠的：誤以為戰爭的爆發是軍人挾持文人政府所致，而未見事實上是不知戰爭破壞力可怕的愚昧政客，將軍隊與整個國家帶到萬劫不復之地。與其說這些理論幫助理解衝突的發生，並提供避免的可能性，不如說正是這些錯誤的概念成為戰爭的根源。近年來炙手可熱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這類偽科學的最新力作。
軍事體系中對軍官選拔的標準也出現分歧。德皇威廉二世不斷強調，年輕軍官要具備技術與科學的能力，但戰爭部高層保守的將領則要求維持軍官團的階級同質性。最後是德皇的堅持勝出，參謀本部的立場與德皇一致。1902年的軍官進用條例中，規定僅需要滿足擁有中等教育卒業文憑的要求，即可成為軍官團的一員，不再需要來自指揮官的保薦書信。從1890到1912年，新進軍官中擁有中學文憑的比例，從35 %上升到65 %。國防預備幹部學校課程的現代化也反映了這個趨勢，預校學生佔了新進軍官的40 %。希里芬的用人標準完全不受自己貴族出身的影響，他致力於將陸軍中最優秀的人才網羅到身邊，絲毫不在意他們的出身背景。1890年代晚期，參謀本部最核心的動員與鐵道部門中，中產階級出身的軍官佔了大多數；10年之後，整個參謀本部的成員有七成來自中產階級，並由這些軍官牢牢掌控著專業技術部門。
希里芬對戰史研究的高度興趣與老毛奇相似，但又更全面一些。老毛奇時代專注於研究普魯士參與的戰爭，希里芬則認為參謀軍官必須認識整個歐洲範圍的軍事歷史。在他退休後還寫了一篇《坎尼會戰》（Battle of Cannae）的重要論文，將迦太基的漢尼拔（Hannibal）於西元前216年殲滅羅馬軍團的勝利視為包圍戰（Kesselschlacht）的最高境界。他將軍事歷史部門擴大，包含古代戰史與現代戰史兩個單位。為了鼓勵軍官發表軍事研究文章，他在本部原有的《軍事週刊》外，又創辦一份《軍隊領導與戰爭科學季刊》。這些刊物上發表的文章，至今還是研究德國軍事思想的重要文獻。
